《张力与限界》的读后感10篇(4)

在引子中，黄道炫感慨道，历史展现虽然不会像文学作品那样罗曼蒂克、激动人心，但却可能更有益于吼人了解历史的本然进程，以从中汲取养分、获取智慧。……原初的历史和我们的认知之间，恐怕总是会存在距离，……在无限丰富的可能面前，历史研究者没有理由不谨慎和谦卑以对。感谢黄道炫，让我得以进入那个复杂到混乱的世界，得以探幽历史深处。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远比历史教科书的残酷和复杂，革命的道路也必然充满曲折和张力。而初生的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央苏区，在1934年前后，就面临这样一个危急的生死关头。那一段充满挫折的革命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需要为了创造新的胜利而书写。革命历史的书写，往往成功经验总结得具体，失败经验总结得抽象。于是以往我们所熟知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最终被迫走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执行了博古、李德“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斗争路线。直到这本《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才为我们“理解革命”极大地丰富了斗争细节，让我们客观而冷静领略革命的残酷面相。

在全书的引子中，作者这样说道：“从历史大势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作者以史家的宽容和冷静指出，“后人从他们身上看到的许多问题，既不一定是他们的造作，也不一定为他们所独有”，其实只是在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下，无法超越也难以突破的个体限界、历史限界和革命限界。甚至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央苏区在赣南、闽西的狭小地域内，依靠极为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在国军的全力围攻下坚持一年之久，最后又能够成功战略转移退却三千多里，直至遭遇湘江战役，也许可以称作不算胜利的奇迹。尽管我也认同“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但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则，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行动也必然受制于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等诸多客观因素，更何况，革命是人与人之间的革命。斗争永远是此消彼长，可能最初的有利条件到最后就逐渐转化为不利因素，成功的经验往往会成为突破的束缚。

比如地理环境因素，是中央苏区革命迅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统治力量的薄弱、崇山峻岭的天然屏障、经济生产的自给自足、国民革命的群众基础，以及背靠福建、广东等与蒋介石政府貌合神离的地区，为开展革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促成了革命核心区的形成。但是，当革命如火如荼、蓬勃发展壮大之后，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军第五次“围剿”采取堡垒战略开始“消耗战”后，原本就“富而不庶”的中央苏区地理空间不断被压缩，边缘地理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成为导致苏区经济政治资源全方位匮乏的瓶颈。一方面，苏区内的人口有限，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损失巨大，需要大量补充，兵源穷尽的苏区，不得已强迫扩红，党的组织动员手段也丧失了原有的优势，导致陷入红军凝聚力和战斗力降低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军队激增，物资封锁，粮食紧张，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压力，逼迫中央苏区不得以加大对辖内资源的汲取力度，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群关系，甚至导致出现了群众成规模逃跑、干部开小差等严重问题，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窘境。

作者以大量生动的史料和档案，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展现了那个革命年代中不同身份、不同目的的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心态，把我们从教科书中大写的革命理想拉出来，再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革命的艰难性，让我们身临其境去理解严峻的革命现实——综合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等方面的因素，其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几乎无可避免，尽管军事斗争的胜败是中央苏区盛衰的决定性因素，但最后中央根据地的沦陷绝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原因。

而革命的敌人也并不愚蠢，蒋介石积极吸取了前四次“围剿”的失败教训，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总体战”思路，并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不仅要用军事力量来摧毁苏区，更加注重收揽人心、教化民众，浇灭革命的精神火种，粉碎所有的革命组织。特别是在军事战略上，一改前几次“围剿”急躁冒进的方式，而是“避其锋芒”，强调以“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的总的指导方针，特别是通过筑造严密坚固的纵深工事，大规模地使用“碉堡战术”，确保能够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这一策略十分有效，一步一步地蚕食中央苏区的地理空间，其核心目的，就是依托国民党政府自身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势，通过经济的封锁、军事的围剿、政治的宣传、基层的控制，与红军打拼资源、拼消耗、拼人力的持久战。而蒋介石的谋略最后也基本得到了实现：“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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