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线作战节节败退的同时，苏区内部同样面临巨大的压力。正如之前提到的，苏区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四次围剿战争使苏区出现兵源告尽的情况。为应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第五次围剿，共产党迫不得已采用强行征兵入伍的方式。强行征兵导致的厌战情绪严重干扰了军队士气，红军中士兵偷逃现象屡禁不止；许多强征的士兵未经训练，上战场之后连手榴弹都不会扔，极大地降低了红军的战斗力。1932年、1933年苏区恰逢灾年，粮食产量低下，大量的征兵入伍也造成后方劳动力不足，兵力的增加更导致粮食消耗的持续增长，在国民党全面封锁的情况下，苏区面临严重的物资匮乏。前几次围剿通过打击地主获得经济支持，也是苏区地主财产被压榨殆尽，在地主阶层并不多见的情况下，财政负担随后便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为应对第五次围剿，中共对苏区的资源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的利用，在国民党的资源消耗战中，苏区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而苏区内部政治上的肃反扩大化，更为当时危机重重的形势雪上加霜。
作为“替罪羊”的李德
在中共的党史中，喜欢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归咎于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没有坚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但从上文提到的国共两党形势的分析来看，在当时的情形下，面对国民党泰山压顶式的进攻，共产党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办法，实力上的悬殊差距就摆在那里，换做谁也无力回天，李德更多地是作为一场必然失败的战役的“替罪羊”。
针对第五次围剿，毛泽东主张由防御式的内线作战到外线进攻，突破防御，打击敌人后方，发挥红军运动战与游击战的、优势。P225但放弃经营数年的苏区，进入到并没有多少群众基础的国民党军队后方进行作战，对中共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冒险。对于当时组织机构初步完备，群众基础雄厚，税收体系刚刚建立的苏区来说，以其为中心在外围开展反围剿活动应该说是当时最为稳妥的方式。而且从围剿初期项英率领东方军到福建作战的结果看，红军到敌人后方作战的效果并不明显，后因急于建功，陷于福建战场，反而影响了对黎川的驰援。从后期攻击国民党防守相对薄弱的黎川、硝石地区的效果看，在国民党军兵力占优，防御坚固的情况下不仅很难取得突破，反而有后路被切断之虞。P230
李德日后为人诟病的另一原因是广昌保卫战中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大兵团的正面作战。但从当时的中共决策来看，广昌保卫战是得到博古、朱德、林彪、聂荣臻等中共领导层的共识的，作为进入瑞金的门户，广昌的失守将对整个中央苏区的造成严重威胁。而且从当时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层层包围挤压中，红军已经几乎没有开展游击战的余地，广昌保卫战在当时的情形下已是势所必然。广昌保卫战共进行18天，国民党军伤亡2600多人，红军伤亡50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其中红三军团伤亡2700余人，达到军团总人数的近1/4。P433广昌战役为日后红军的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如果单纯因其未进行游击战争而导致战役失败，并加以批判的话，实在有失公允。广昌战役后，红军依托坚固工事，层层坚守，进一步延缓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步伐，为主力撤退进一步争取了时间。
在红军撤退的问题上，李德也是提早有所准备。1934年3月，他曾提出红军主力在中央苏区“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的设想。在出发前，中共中央在物质、舆论、组织等各方面均作了充分准备，作为主持撤退工作的“三人团”成员之一的李德应该是有所贡献的。1939年，李德还就长征问题作出辩解，强调：“在技术方面，我认为，远征的准备工作是好的，突破四道防线的计划也一样，比较容易的克服这些防线就证明了这一点。”p468-469
从第五次围剿的整个过程来看，李德确实存在个人专权，实战经验不足，对发挥前线指挥员能动性不够等问题，但将反围剿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李德一人，归咎于简单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实在有悖于现实。李德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的红军指挥大权，又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迅速失去，并做了战争失败的牺牲品，这由波峰到谷底的命运转折不禁让人唏嘘。
柳暗花明的双赢
面对国民党军队层层推进的压力，中共已于1934年年中开始考虑撤离苏区，被动防御成为该时期的作战主流。P243而红军接下来的撤离方向也不言自明，面对粤方，宁方的三面包围，向西成为唯一的出路。对此国民党也早已料到，5月中旬，蒋介石便发出指示：“赣南残匪，必将西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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