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减轻突围阻力，中共中央与军阀陈济棠展开停火谈判，对于剿共阴奉阳违的陈济棠与中共迅速达成一致。所以在长征初期，红军迅速实现转移，与粤方开放道路直接相关，蒋介石日后在日志中指称：“粤陈纵匪祸国，何以见后世与天下。”与此同时，攻占广昌后，国民党战线拉长，师劳兵疲，同时顾忌粤桂反蒋势力的威胁，进攻速度有所放缓，围剿主力进行了休整。
在围剿的最后阶段，蒋介石显示了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战略远见。在军事力量占优的情况下，蒋介石并未听从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及白崇禧、陈诚加强西路防御的建议，除象征性地要求加强构筑碉堡工事外，缺乏有效的实际行动。红军西退时，赣州地区防御空虚。结合上文李德提到的突破防线之易，红军准备充足之外，国民党未加阻拦或许更重要的原因。P473从日后披露的蒋介石该时期的日志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早已有经略西南，以作为日后抗战后方基地之意。在围剿后期，从西面为红军放开撤退的缺口，并率军追剿。一方面可以利用西南军阀自身势力对红军形成沿路打击，同时也可以剿匪之由趁机扎根西南，以作持久抗战的准备，可谓一石二鸟。正如蒋介石在1934年初日记中所说的那样：“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再当熟筹之！”
对于中共而言，虽然长征途中历经艰险，但通过战略转移，红军保留了有生力量，在榨干苏区的最后一点资源后，弃掉了这块食之无味的鸡肋，这种选择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为日后红军的发展无形之中打开了另一扇门。在陕北期间，红军远离避免了军阀封锁、日军侵略的干扰，在那片广袤而荒凉的大地上休养生息，为日后的重新崛起奠定基石。
单从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看，无疑是国民党军队胜利，红军失败。当从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无疑是场双赢的结果。尽管当时交战的双方谁也未曾做过这样的设想，但历史就是这样的波谲云诡，看似无意的行动背后，孕育着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我们阅读历史时，既要看到历史细微处纵横交错的隐秘关联，也要看到历史广阔空间上的势所必然，对于历史的认知，我们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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