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利。从地理位置上看，江西位于苏皖、两湖之间，是长江流域上的军事枢纽省份，进可攻退可守。赣南位于赣江上游，群山环绕，非常适合游击战的开展。自洪杨之乱以来，赣南历经匪祸，人口相对稀少。山谷间形成的冲积平原，宜于耕种，作物产量能够基本满足红军入驻后自给自足的需求。江西东面的福建，国民政府一直缺乏经营，十九路军入驻后，逐渐反动，并于1933年底爆发福建事变；南面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私下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西面的湖南与中央政府也是同床异梦，对苏区真正形成威胁的只有北方。
人和。从1930年至1950年间的土地调查数据中看，虽然赣南、闽西地区地主占地过多现象并不明显，但人均占有土地的差距仍隐含了土地革命的可能性。“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贫困阶层，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一亩。以当时的生产能力，这样的占地数量不足以保证基本的生存。而如果以人均均分土地，当时闽、赣农村人均普遍能达到两亩左右，勉强可在正常年景维持温饱。因此，当苏维埃革命以平均土地相号召时，其对多数农民生产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p34民国以来，江西饱受军阀摧残，人民对改善政治及生存条件的呼声日益强烈，贫穷更是成为“繁殖红色细菌的温床”。而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力、尊严与身份感也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和心理因素。
1932年底，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在朱德、周恩来的领导下，红军凭借在黄陂、草台冈两役的出色发挥，共歼敌近三个师，基本打破国民党军围剿，令蒋介石发出“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的感慨。中央苏区的夹缝之中赢得了短暂的**。
竭泽而渔的挣扎
四次围剿的失败令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审视红军的存在。对于即将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从各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从外部行动看，《塘沽协议》的签订令日军的侵略暂告一段落；对福建事变兵不血刃的镇压不仅使蒋介石成功控制福建，也使公开的反蒋活动偃旗息鼓。除南面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外，国民党派出军队实现了对中央苏区的三面包围。1933年，宋子文的欧美之行为国民党政府筹措了大量借款，并向西方国家购进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既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也使军队的“武器装备质量不断提高，其**与火炮的配置程度已接近现代军队的水平”。P190
从内部行动看，蒋介石1933年7月在江西庐山开办的军官训练团，有效提升了各级长官的精神意志。通过修筑碉堡与设立岗哨，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苏区物资严重匮乏。正如蒋介石所判断的：“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于一隅，束手待毙。”国民党攻占瑞金后发现，由于食盐封锁，苏区“居民食淡过久，饥黄面瘦，殆不类人形。”p209
面对红军机动性强，擅长打游击战的特点，第五次发围剿中蒋介石坚持稳健持久的作战方针，并有针对性地采用碉堡战术。依托修筑的碉堡等防御工事，扎实稳妥地层层推进，“取守势战略取攻势之原则，步步为营，处处筑碉，匪来我守，匪去我进”p182，避免前四次围剿中出现的由于孤军*导致的围歼。凭借自身强大的人力和资源优势，与中共大打消耗战，以限制中共的游击战。碉堡战术既可弥补国民党军队战斗精神的不足，同时造成武器装备落后的红军的攻坚困难。
对于国民党的围剿，红军方面总体沿用了诱敌*的游击战术，即“红军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p221并针对国民党的堡垒战术，提出“短促突击”作战方式：袭留主力于正面，利用重兵，袭击侧背，于堡垒前瓦解敌人。日后饱受批判的李德在当时也认为：“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p222但在国民党军队依托防御工事坚守不出的情况下，红军的这一战术并未收到太大效果。
从第五次围剿开始，面对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及资源补给各方面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红军虽顽强抵抗，但依旧节节败退。堡垒战术的运用成功地限制住了红军的游击战，红军辗转于国民党军队主力与堡垒之间，颇为被动。黎川、硝石两役失败后，红军已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国民党军队逼近苏区外围。1933年11月20日爆发的福建事变虽然暂时延缓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进攻，但共产党与十九路军间并未进行实质有效的战略配合。红军只是在国民党军队进军福建时通过干扰其后方，截击、尾随国民党军，提供有保留的协助。随着福建事变被迅速镇压，国民党军卷土重来，红军开始遭遇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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