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就军事作战方针而言，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是否失败于“左倾冒险和机会主义”？客观的说，当时中央苏区的基本作战理念还是相当统一的，就是强调和坚持运动战的主要方式。但是，由于在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在军事力量上拥有五比一的绝对优势，在进攻时又极端谨慎，使得红军难以真正实现“诱敌*”，进行一般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进行袭击者的机会也随之大为减少，这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是一个新的挑战。于是，红军在像从前那样诱敌*进行大规模运动战已不太可能的情况下，开始探索运用“短促突击”战术，这是李德较先总结出来的，这也得到了当时红军主要指挥员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的认同，并进一步地阐释和付诸实践。所谓“短促突击”战术，是在无法进行大规模运动战的情况，着眼于利用支撑点的防御战吸引敌人，并在被引诱敌人的运动中实行突然的集中打击，也是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以单纯保有地域为原则。实际上，作者指出，“短促突击战术可以说是在战略被动的大背景下一种无奈的选择，虽然有其成立的背景和合理性，但并不像中革军委和李德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发展出巨大的效能”。应该说，作者的这一评价是十分客观的，毕竟在当时的现实客观条件上，只有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革命战略家，才能在游击性与流动性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时，敢于提出更加大胆的战略设想。
我相信，在最后丧失中央根据地之前，当时已经被剥夺指挥权的毛泽东，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形成过这样的战略思考：“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地，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垮台”。（见《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形成了决议：“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
本书的作者并不想简单地去评判革命的种种策略、抉择是应该或不应该，他认为这其实并无实质意义。尽管上个世纪的共产革命具有无以伦比的张力，但作者始终强调：“无论是历史具体情境下的革命实践，还是整体范围内的革命运动，终究还是要受到历史和现实环境的制约”。这也让我对那句著名的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有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和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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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读后感(十)：双赢的“围剿”
1933年，经历了四次“围剿”失败的蒋介石信心满满又无比谨慎地开始了与中共的新一轮较量。相比于前两次围剿中地方军的不堪重用以及后两次围剿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此次蒋介石在内外环境宽松的情况下，派出50万嫡系部队分路围剿仅有10万多兵力的中央苏区，可谓占据天时、人和。
夹缝中的机遇
伴随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的成立和1933年初中共中央由上海的迁入，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苏区已成为中共中央名副其实指挥中心。对于以开展土地革命起家的中共来说，赣南、闽西根据地地位的形成包含了许多因缘际会。正如陈诚所说，中共最初的落脚“可能是走投无路的一时权宜之计。所谓建立根据地的远大计划，此时也许根本谈不到。继而乘着附近各县空虚，攻掠颇为得手，才发现赣南的种种优越条件，都是难得之至的。恰好进剿各军又再三失利，这才引起他们建立根据地的企图。”p77其实当我们分析苏区的形成条件后会发现，这一夹缝中带着些偶然的选择，暗含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
天时。中央苏区的形成恰逢蒋桂战争（1929）、蒋冯战争（1929）及中原大战（1930）之时，蒋介石忙于处理反蒋军阀，对于赣闽地区的红军武装无暇顾及，仅派地方部队进行围剿，在中共“诱敌*”的战术下，1930年底到1931年5月的两次围剿均无功而返，张辉瓒还被活捉。1931年7月第三次围剿时，国民党内部正面临动荡，蒋介石顾忌拘禁胡汉民引发的宁粤冲突，同时还要应对粤桂联军和北方反蒋势力（石友三、阎锡山、冯玉祥及吉鸿昌等）的威胁，此次出兵并非单为剿共，还包含转移政治矛盾等多重目的，对共产党并未尽全力，随后日军的侵华也延缓了蒋介石进剿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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