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多次涉及到苏区政府组织概貌和中央控制地方的手段。这种一元化的管理地方行政手段，在当时已经造成很多弊端，当时的政治领导者或多或少的觉察到，只是缓解外在军事压力重要程度远远超过内在的危机，并未着手处理。之后，中国立足延安，建政于北京，发生多次规模浩大的政治运动，其动机和理由，或许来自苏区。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五)：革命的自我吞噬
在革命史的叙事模式下，1927至1937年的十年被定义为土地革命，时代的变革需要我们变换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前史，特别是梳理中共苏区的历史。
毛泽东的武装割据理论是建立在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的，是产生于在赣南闽西的具体斗争上的。国内：蒋介石并没有将苏区视为心腹大患，只是将其作为一颗政治棋子加以利用，比如在第五次围剿的过程中围师必阙，顺势放中共西逃，以便蒋介石有借口将其触角*西南三省；国际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政支持，以及日本侵华在华北给蒋介石造成很大的压力使其不能兼顾。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共产党自身强大的动员能力也是不可忽视的。赣南闽西本不是富庶之地，但是中共却能够极大地动员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但是在吉利的动员之下，作者也没有忽视在此压力之下当地人民的抵抗。赣南闽西本来就不富庶，一下却要容纳政治组织如此完善，行政人员极多的政权组织，这完全是超出苏区的承受范围之内的。中共在早期的不成熟阶段还是带有非常多的不成熟的政策，比如其在苏区实行的社会改革，男女平等、废除封建迷信等一系列的措施，社会风气一时是难以改变的，正向作者所说的那样“社会秩序的重建还是需要一点一滴的改造之功，而且，这中间可能会经历曲折反复的过程。”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这对于资源匮乏的苏区来说是场硬仗，中共在拼消耗方面显然是不能抵过蒋介石，因此共产党走向战略转移是不可避免的。
理解革命还是告别革命？
回望百年前的中国，革命这一线索贯穿始终，80年代，李泽厚在“启蒙压倒救亡”的口号下提出“告别革命”，我们回首历史不仅发现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逻辑也有其或然性，我们不能轻易地对历史加以否定，启蒙压倒救亡是有其历史发展的逻辑的，就像中共苏区的诞生有其复杂的背景一样。因此我们对历史只能加以同情之理解，不能轻易否认。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六)：从张力与限界中读史
中央苏区的历史，人人耳熟能详，但也正因为如此，不免人云亦云，令历史的弹性尽失。
比如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往往归咎于错误的军事战略，可敌军碉堡层层推进，如何开展游击战？“短促突击”真的是一开始就有的错误路线吗？
在本书中，黄道炫先生通过大量资料，证明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中央苏区在人力、物力、管理等方面已达极限，由于人口少，兵员补充难，耕作只好依靠妇女，导致大量土地放荒，新战士最短只训练6天即上战场，逃亡率增加。为筹备军粮，农业负担加重，有的地方税负较苏区成立前增加了1倍。苏区食盐完全依赖外界，在封锁下，价格飙升数倍，不得不组织人挖厕所下的硝土等炼盐，由此引发了多起中毒事件……
苏区迅速壮大，革命力量增强，这是事实，但地域狭小，为发展带来隐患，一旦遭遇挤压式进攻，资源难以支撑，这可能是造成挫折的更根本的原因。
本书史料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修正了以往诸多误会，仅举三例：
第一，苏区发动农民，以往多认为靠“打土豪，分田地”，但本书资料证明，苏区地主少，所占有的土地不敷分配，但“公地”比例高，少的20%，多的50%以上，那是供家族子女上学、祭祀、养老、抚恤之用，将它们分给失地农民，加上分地主浮财等，带动了革命热情。
第二，对苏区工作中的“左倾”，以往批评颇多，可从史料看，最“左倾”时，根据地反而空前壮大，可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军事实力的作用也许更重要，“枪杆子里出政权”便说出了这个道理。
第三，对战争的失败，以往过多追究领导者责任，认为他们僵化、脱离实际，但本书证据凿凿，说明他们并不机械，但在资源困境中，发挥空间受限，能坚持那么长时间，且最终成功突围，堪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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