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启》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三篇，以“奏”为主，论述“奏”、“启”两种文体。
本篇分“奏”、“启”两大部分。刘勰把“奏”分为两类来论述：第一段讲一般的奏文，有三个内容：一是“奏”的起源及其含意，二是秦、汉以来奏文写作的发展情况，三是写作奏文的基本要领。第二段专论“弹劾之奏”，有三个内容：一是弹奏和官职的关系，二是评论汉、晋期间的几家奏文，三是论述写弹奏的不良倾向，提出正确的写作态度和基本要求。第三段论“启”，兼及“谠言”、“封事”、“便宜”等和奏启有关的名目。
奏、启和前一篇所论章、表，后一篇所论议、对一样，都是帝制时期臣下对帝王的政治性文件，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是不大的。除了对研究古代文体略有参考意义外，其中论及的某些问题，对了解刘勰的思想还很值得注意。如刘勰特别重视弹劾官吏的奏文，对它进行了单独论述，大力强调弹奏的严峻有力，“不畏强御”等，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刘勰一贯推崇儒家，本篇不仅讲到《诗》《礼》二经，儒家墨家，都有不当之处，甚至以孟子和墨子的互相谩骂，一概当做“躁言丑句”的典型而予以批评，这对儒家是颇为不恭的。他主张弹奏要“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也说明刘勰并非在一切问题上独尊儒术。
本篇尊孔光为“名儒”，反映了刘勰的偏见，范文澜已指出：“孔光虽名儒，性实鄙佞。彦和谓与路粹殊心，似嫌未允。”这是对的。但刘勰在《程器》篇又说：“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曾献媚董贤的孔光，在董贤死后却大讲其“奸回”，对这位孔子的后代，虽曰“名儒”，就成了无情的嘲讽。 （一）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1，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2，上急变3，劾愆谬4，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秦始立奏5，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6，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7，事略而意径8：政无膏润9，形于篇章矣。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10，儒雅继踵11，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12，晁错之《兵事》13，匡衡之《定郊》14，王吉之《观礼》15，温舒之《缓狱》16，谷永之《谏仙》17，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贤，嘉言罔伏18。杨秉耿介于灾异19，陈蕃愤懑于尺一20：骨鲠得焉21。张衡指摘于史职22，蔡邕铨列于朝仪23：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24。若高堂《天文》25，王观《教学》26，王朗《节省》27，甄毅《考课》28，亦尽节而知治矣29。晋氏多难，灾屯流移30。刘颂殷勤于时务31，温峤恳恻于费役32：并体国之忠规矣33。夫奏之为笔34，固以明允笃诚为本35，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36，治繁总要37：此其体也38。
〔译文〕
从前唐尧虞舜的臣下，向帝王陈述问题是用口头语言；秦汉时的官吏，给帝王的上书叫做“奏”。陈述政事、提出典制礼仪、请示紧急重大的事件、弹劾罪恶和检举谬误的陈辞，都称之为“奏”。所谓“奏”，就是进；就是陈述问题，下情上达。秦初开始用奏，但法家缺乏文采。如王绾等人的《议帝号》，文辞朴质而意义浅近；李斯的《上书言治骊山陵》，陈事粗略而用意过直：其政治上缺少恩德，已明显地反映在当时的奏章中了。从汉代以后，奏事有时也叫上疏。博学的文人相继写作，特出的文采相当可观。如西汉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谷永的《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等，道理既讲的切实得当，文辞也通达流畅。这就可说懂得奏章的要领了。东汉群贤，好的奏章也不断出现。杨秉在《因风灾上疏谏微行》中，直率地指出风灾由帝王而生；陈蕃在《谏封赏内宠疏》，对当时腐败的吏治表示十分愤恨：这都写得很有骨气。又如张衡在《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不合事》、《请禁绝图谶疏》等疏奏中，对不合史实的史书、宣扬迷信的图谶提出批评；蔡邕在《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中，从维护朝廷纲纪上来逐一陈述：他们都写得渊博典雅。到了魏代，名臣的奏疏不断兴盛，如高堂隆的《星孛于大辰上疏》、黄观的《教学疏》、王朗的《奏宜节省》、甄毅的《奏请令尚书郎奏事处当》等，也是竭尽臣节而懂得治道的了。在晋代多灾多难的时期，刘颂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认真热情地陈述当时的政务；温峤以《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诚恳地要求不要耗费劳役：这都是体察国事的忠诚规劝。“奏”这种文体，应以公正忠诚为本，以明析通畅为首。要有坚强的意志来完成政务，广博的见识以穷达事理；参考古人来驾驭今事，抓住要害以处理繁杂：这就是“奏”的基本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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