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对》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四篇，论述“议”、“对”两种相近的文体。“议”有议论的意思，它和一般议论文的不同，就在于是向帝王的陈说。“对”指“对策”和“射策”两种，这是就考试科目的不同而分的，总的都叫“策”。“策”分三种：“一曰制策，天子称制以问而对者是也；二曰试策，有司以策试士而对者是也；三曰进策，著策而上进者是也。”（《文体明辨序说·序》）刘勰所论的“策”，主要指第一种。
本篇分“议”、“对”两大部分，共四段。第一段讲“议”的含义、起源和评论魏晋以前的主要作品，第二段论“议”体的基本要求，第三段讲“对”的含义、起源和评论魏晋以前的主要作品，第四段论“对”体的基本要求。
刘勰在本篇强调用“议对”来“弛张治术”、“大明治道”等，自然是从维护封建统治政权出发的；对有关作品的评论，多以帝王的意见为依据，这都反映了刘勰的思想局限。其中强调写什么必须熟悉什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虽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封建政教服务，但这样不仅有可能把封建政治处理得较好一点，从写作理论上看，写战争必懂军事，写种田必懂农业，这种主张以及本篇对“空骋其华”的反对等，是有一定普遍意义的。
（一）
周爰咨谋1，是谓为议。议之言宜2，审事宜也。《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3《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4议贵节制5，经典之体也6。昔管仲称7“轩辕有明台之议”8，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9，尧咨四岳10；宅揆之举11，舜畴五人12；三代所兴13，询及刍荛14。春秋释宋15，鲁桓务议16。及赵灵胡服17，而季父争论18；商鞅变法19，而甘龙交辨20：虽宪章无算21，而同异足观22。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23，故曰驳也。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24，蔼蔼多士25，发言盈庭26：若贾谊之遍代诸生27，可谓捷于议也。至如主父之驳挟弓28，安国之辨匈奴29，贾捐之之陈于朱崖30，刘歆之辨于祖宗31：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张敏之断轻侮32，郭躬之议擅诛33，程晓之驳校事34，司马芝之议货钱35，何曾蠲出女之科36，秦秀定贾充之谥37：事实允当，可谓达议体矣。汉世善驳38，则应劭为首39；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40。然仲瑗博古41，而铨贯有叙42；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43。及陆机《断议》44，亦有锋颖45，而谀辞弗剪46，颇累文骨47：亦各有美，风格存焉48。
〔译文〕
周代的祖先和豳人的商讨，就是所谓“议”。“议”是讲求适宜，研究怎样合于事理的。《周易·节卦》的象辞说：“君子节制礼仪，使之有定，议论德行，使之适宜。”《尚书·周官》中说：“办事必须根据古义加以评议，政事才不迷乱。”可见“议”以控制得当为贵，这是儒家经典的精神。早在春秋时期的管仲就说过，轩辕黄帝曾立“明台之议”，可见“议”的源头已很长远了。唐尧时期洪水造成灾难，帝尧曾向管理四方诸侯的四岳提出询问；帝舜为了举出能任百揆等官的人选，曾向群臣征求意见，确定了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五人；夏、商、周三代办事，征询意见直到打柴草的人。春秋时期楚国**宋襄公，鲁僖公曾参与此事的商议。战国时赵武灵王要换用胡人的衣服，他的叔父不同意而进行了反覆争论；商鞅在秦国变法，反对者甘龙和他进行了辩论：虽然“议”的基本法则尚未确定下来，但以上辩论是颇为可观的。到了汉代，“驳议”的体制才正式确立。所谓“驳”，就是杂；议论是纷纭复杂的，所以叫做“驳”。从两汉文化昌明之后，典范的奏议显著而完备了；当时人才济济，好的奏议充满朝廷：如贾谊代替所有老臣草议，可说是写奏议最敏捷的作者了。又如吾丘寿王对禁民挟带弓弩的反驳，韩安国和反对与匈奴和亲者的辩论，贾捐之反对用大军平定朱崖郡叛乱的议论，刘歆关于不应毁武帝宗庙的争辩等，虽然内容和文辞各不相同，但都抓住奏议的要领了。至于东汉张敏反对“轻侮法”，郭躬议论秦彭并非擅自杀人，三国时魏国程晓驳斥校事官的流弊，司马芝建议再铸五铢钱，晋代何曾要求免除对已嫁妇女不合理的刑律，秦秀议论怎样定贾充的谥号等，都写得符合实际，公允恰当，可说是通晓奏议体制的了。汉代善于写驳议的，当以应劭为首；晋代长于写奏议的，则以傅咸为高。但应劭博通古事，而铨衡贯通，颇有条理；傅咸很懂治道，却写得枝蔓纷繁。至于陆机的《晋书限断议》，尚为锐利，但未删减其繁杂的文辞，颇有影响于文章的骨力：这些也还各有优点和一定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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