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大国海盗》延续了这两大特色，可惜，《辛亥：计划外革命》掐准了“辛亥百年”的节点，太抢眼，以至于掩盖了此书。但在我看来，《大国海盗》更具价值——它不仅揭秘了那段遭遗忘的历史，也凸显了雪珥历史观上的某些缺失。
被祖国追杀的海贼王
提起海盗，你首先想到的是北欧海盗、加勒比海盗、索马里海盗……可是，中国海盗也风光过。比如倭寇。什么，那不是侵扰东南沿海的日本浪人吗，怎么算“中国海盗”？其实，海盗里“真倭”极少，主心骨均为中国人，以倭寇为名，不过是遮人耳目。
放着好端端的顺民不做，何苦在刀尖上过活？雪珥的答案很简单：被逼的。
东南沿海人多地少，务农难以生存，宋代以来当地人便从事海外贸易，经数百年积累，集聚了浓厚的财富和人脉。然而明初，朱元璋禁止民间擅自出海，规定“片板不许入海”。永乐时海禁稍松动，但嘉靖二年，两拨日本人为争夺朝贡贸易的特权在宁波发生械斗，明政府嫌麻烦，干脆连官方贸易也不和日本人做了。
这一下，沿海居民彻底“被下岗”，天朝还不安排出路。彼时贸易全球化已初露端倪，海禁政策还使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制造”严重短缺，价格攀升。在求生渴望和高利润的刺激下，东南沿海走私泛滥。高利润伴随高风险，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捍卫国家利益”的政府军，打着“倭寇”旗号的海上武装商团遂海盗应运而生。
边患日益严重，明政府的本能反应是大胆刁民竟敢与国法对抗，灭了！但苛政激起的抗争是剿灭不净的，下手毒辣的浙江巡抚朱纨曾感叹：“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尤难。”衣冠盗，指沿海地区参与武装走私的世家大姓，以徽、闽、浙商人为主。朱纨反遭大批同僚弹劾，被迫自杀。
此后王直崛起。他可谓中国历史上名头最响的“海贼王”，跟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都交过手，自封“净海王”。他还颇有政治头脑，常在把官军打得屁滚尿流后要求开海禁，那意思很清楚：我不喜欢做海盗，实在是天朝的法令太变态！胡宗宪于是认识到，剿无济于事，重要的是抚。他招安了王直。孰料朝廷死不开窍，愣是不松口，结果招安变“诱捕”，王直被正法。
王直一死，群盗无首，基本秩序都没了，东南沿海更烦扰。憋到明穆宗登基，终于开海禁，史称“隆庆开关”。说也奇怪，“倭寇”迅速销声匿迹，海外贸易还让明政府积累了数亿两白银，使其在内忧外患中挺了数十年。
但诚如雪珥指出的，隆庆帝仅开放了福建海澄的月港，“改革并不彻底，海上贸易的大门并未打开，而只是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所以，海盗未曾杜绝，明政府也是一贯打击。而同期，欧洲人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地理大发现如火如荼……
有毒的海盗史观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海外拓展，发现佛得角、好望角，发现印度尼西亚、美洲大陆，发现香料、黄金产地，开辟了新航路，带回了高利润。两国并在15世纪末划定“教皇子午线”，签订了首次瓜分世界的条约。接着，是英国人、法国人……中国却大搞海禁，种下了近代屈辱史的远因。为此，雪珥屡屡喟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错过海洋300年，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对海洋的隔膜、对海权的无知。《大国海盗》有利于扭转这种思维。或许是屈辱感太甚，激发了雪珥的“海盗史观”。在后记中他**裸地写道：“我们被‘殖民’了，太窝囊了，一耻；我们居然没有去‘殖民’，也太窝囊了，二耻……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二耻’是才是根本之耻，也几乎就是导致‘一耻’的根源。要么成为狼，要么成为羊，有第三种选择吗？”
此番话令我不寒而栗，而且据我判断，雪珥说出了不少国人的心里话：老祖宗抢晚了，才造成了近代的悲剧！但这恰好反映出我们不是海洋民族，并未理解海权。
海洋贸易不等于殖民，殖民不等于劫掠，海权也不等于丛林法则，每一个试图将丛林法则进行到底的国家，都难逃衰落。葡萄牙、西班牙拼命压榨殖民地，但帝国的辉煌很快烟消云散。到20世纪，葡、西一度沦为军人独裁，恐怕与弱肉强食的“海盗史观”不无关联。
在取代西班牙海上霸主地位的过程中，英国靠海盗帮了大忙，但这主要是为了打破西班牙对海上贸易的武装垄断。大不列颠的崛起，靠的还是贸易，这也决定了英国的战略传统：保护海洋航线，为贸易而战，海权基于全球贸易之上。该传统为美国所继承。这也便是为什么，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有别于传统帝国。（详见布氏著《大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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