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项自发秩序被政府的强权活生生掐断，那么其蓄积的力量以地下的形式悄然发展。这群政府眼中的走私者，其武装越来越强大，变成不小的武装集团。其间出现了不少狠角色，依靠自己的胆色和才能，在凌乱中崛起、独大。他们带着浩荡的船队在东南亚扎根，并且与葡萄牙、西班牙人、荷兰人狭路相逢，为了争夺对东南亚的控制权、经商惠利、生存空间，不忌惮开战，其间胜败互有，并非如日后的鸦片战争那样逢战必败。可悲的是，中国海商的背后，并没有站着本国政府给其撑腰，这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不一样，后者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支援。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除了对化外之民的生死苦痛不闻不问之外，反倒与外人联手对付朝廷眼目中的“中国海盗”。明朝与西班牙人联手围剿林凤集团，清朝与荷兰人联合进攻郑氏集团。雪珥有句结论很反讽，“祖国越强大，清理门户的能力就越大，虽远必诛。”及至在菲律宾的华人多次遭到西班牙人的集体屠戮，反抗无力，欲哭无泪。接着是荷兰人屠杀东印度的华人，乾隆闻讯后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这段话，已经在几年前被人放在网上成为经典。
巧合的是，刘刚、李冬君合著的《通往立宪之路》一书，将海权作为阐释晚清近代化历程的路径之一。此书对于海权部分叙事比较简略，其资料所载的事实大体上与雪珥相合，可见事实大抵如此。雪珥对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行为给予了批评，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强撑面子的举动，并且在下西洋的途中重创了中国的海商海盗结合体们。
整部海权史，是长年累月地自毁海上长城，等到了茅海建所著《天朝的崩溃》，看两国的海军装备、战术、军事体制是如何悬殊时，就觉得是咎由自取。受**之日到来，便开始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及西洋造船技术的飞速发展，风帆时代被燃煤时代替代，技术的发展使得各国皆对海洋倍加重视。马汉的海权论一提出，更是激起了海权狂飙，造船竞赛日益激烈，大舰巨炮成为一个个国家的掌上明珠。马汉认为海军的出现是为了保护航运，构成海权的三大基本要素是生产、海运、殖民地。以这种眼光来回顾中国的海盗史、反海盗史，则是无颜面对。但时至今日，虽然说国家需要靠实力来说话，但再一味强调海权至上，则有给人鹰派的形象，或者是军国主义鼓吹者，或者是民族主义煽动者。国际社会的准则日益成熟、规范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非如以往的丛林世界，弱者有弱者的生存权利，而且与强者是平等的。这年月里，虽然有庭院已经衰败的日不落帝国为了马岛，千里奔袭，与阿根廷交战并取得胜利，但这样的战事越来越少，更多是依靠历史积累下的既成事实来勉强支撑过去。
成稿于2011-06-20
《大国海盗》
雪珥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版
28.00元
《大国海盗》读后感(四)：海上争霸时代的大国之殇
海上争霸时代的大国之殇
——读《大国海盗》
马维
提起“海盗”， 大部分国人脑海中浮现的，恐怕十之八九都是一副洋人模样——他们大多横行于海上，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例如史上著名的挪威海盗，又如今日祸害世界的索马里海盗。对海盗的这番印象，不能说完全离谱，但也多少说明，对于这个千百年来始终活跃于海洋世界的群体，我们至今仍是颇为陌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我们这个民族对于辽阔无比的海洋世界的疏远与隔膜。正因此，自称“非职业历史拓荒人”的雪珥所著的《大国海盗》一书，就颇值得一读。至少，它可以为那些不满足于正史叙述的业余历史爱好者提供一些启蒙。
事实上，这已经是作者的第四部作品了。在之前问世的《绝版甲午》与《国运1909》和《大东亚的沉没》中，旅居澳大利亚的雪珥就已借重海外史料，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又一幅曾经被遮蔽的历史画面。而其曾有过的公务员经历，则让他能够得心应手地对这些新挖掘的史料，作出既独辟蹊径又符合“中国逻辑”的解读，每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这部书里，作者再次精心运用各类中外史料，以200页左右的篇幅，为我们**出昔日海上中国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场景，展现了之前不太为人所知的海上“民间历史”的一个个侧面。作为“历史现场报道”，其中自然是辉煌与辛酸并存。而作者在铺陈史料的过程中，又不时直抒胸臆，对一些陈旧的观念提出挑战，展现了独立研究者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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