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对于郑和下的数次下西洋的历史影响，雪珥便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众所周知，这数趟旅行沿途所推行的“厚往薄来”的金元外交政策，意在“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但在作者看来，但这一并非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行为，却极大地扰乱了原本已经自发形成的市场秩序，甚至使之丧失殆尽。也正因此，曾经以海上贸易为生的大批商人，不得不“转岗”当起了海盗——就如同在之前朱元璋下令实行海禁的年代里一样。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历来众说纷纭，毁誉参半，但之前似乎很少有人从市场经济的视角来解读这一行为的负面影响。而在笔者看来，如将这一解释当作有价值的一家之言，当不会有大错。在雪珥的书里，像这样借助史料而推导出不同以往观点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于因历史教科书的长篇累牍叙述而为今人所熟知的“倭患”，根据史料记载，在当时众多的官员看来，一定程度上也莫不是由于海禁过严造成的。
在这本书里，作者将大部分篇幅都留给了那些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从事自由贸易，或为其“保驾护航”的“海盗”们。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无论是招安后又被处决的王直（史书又作“汪直”），还是被宰相张居正认为是“有十二分才、十二分胆者”的林道乾，抑或是敢于同西班牙殖民者放手一搏的林凤，他们的命运都莫不是悲剧性的。盖因在明清两朝的统治者看来，这些身在海外者，要么行踪不定，要么“违旨不听召回”，总之都是不肯安心归顺天朝的危险人物，故虽远必诛，即使被外人屠杀，也是“孽由自取”。 更有甚者，朝廷在实行海禁“逼良为娼”之后，还常常借洋人之手打击这些归根结底里不过是生意人的黎民百姓，“宁予外人，不予家奴”，却在不经意间将原本完全有能力控制的海域拱手让给后起的西方列强，遗患无穷。
在大量的西方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海盗（pirate）的形象表面上固然不怎么正面，却也不一定就是反面角色，有时，还往往被视为冒险精神的象征。而在西方的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如此——历史上有多少海盗，都曾因充当海上先锋而受到官方奖掖。反观中国，“海盗”一词在中文世界里历来是贬义的。这不能不令人联想起过去曾引发热议的《河殇》一片。其中有关“蓝色文明”（西方以海洋为主导的文明）与“黄色文明”（中国以土地为主导文明）的对比，或许有偏颇之处，但当我们将它与雪珥的这部著作并列，却自会发现这样的视角并非妄语，实在值得深长思之。
当西方各民族国家，从葡萄牙到西班牙、从荷兰到英国，纷纷崛起于海上，争先恐后借助海洋优势争霸于世界之时，我们这个民族却还陶醉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视海洋为畏途，完全不屑于去拓展自己的海洋空间，成了后知后觉者，以至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护生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费正清语）。及至海外列强纷纷占领中国海域并在海战中屡屡大败吾国之时，方知为时已晚。犯下这样的战略错误，个中原因固然可以举出很多：大一统王朝的超稳定结构、过早成熟的文明较难容纳异质基因、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体系更倾向于按部就班而缺乏冒险精神等等，不一而足。而最为令人感伤者，这样的窘境，自近代以来，国人竟从未摆脱过。难怪有军事专家慨叹：“海之上，国有殇。”
近年来，由于南海争端等，海洋再次成为引发朝野人士关注的焦点，人们热切盼望中国的海上实力能有质的提升。如果说我们的祖先曾经与海洋世界擦肩而过，丧失了一次极佳的机遇，那么在这新一轮海上资源的争夺战中，我们多么希望吾国能有所作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相信这也是作者费时三年多写成这部有史料、有观点、很是好看的历史著作的初衷。
（雪珥：《大国海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大国海盗》读后感(五)：“海盗史观”的得与失
雪珥是这些年风头甚健的历史题材写作者，《绝版甲午》《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等书都收获了良好反响。雪珥的写作有两大特点：史料新颖、视角独特。他披露和运用的史料，多源于他本人的钩沉，绝非靠网络搜索拼凑素材的写手可比。有了新史料，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做出不同解读，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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