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记来看，当时的夏济安先生（一九四六年夏先生31岁）是一位具语言天赋、聪慧过人的文艺青年，例如竟然可以借《我的小传》这种作文题目来了解“她”的身世（2月20日日记）；同时又用情极深、极其**，女主角填写的一张“学生选习学程单”，是他仅有的“她”的亲笔手迹，或许这是两人产生客观联系的唯一实物。内心确定无误，却永远等待上帝。“绝对的贞洁主义者”，往往感情一经有所属即浓墨重彩，必然会像夏先生这样反复重蹈独自苦恋的覆辙。“情愿清清楚楚地吃苦，不愿糊里糊涂地享乐。”（3月4日日记）
一九四六年这一年，实际上是一个不安的年份。年初，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开幕，国共双方下令停止冲突，夏先生在1月14日的日记中记有：“一般人很乐观，我悲观。中国自己不争气，国事要叫美国来解决，美国情愿看见中国不战而被瓜分，不愿看见中国内战而得统一，我们亦没有法想。”和平是短暂的。普通民众希望“比较不坏”的结果是大战早点结束，“此是国家之福”。2月21日的日记又记有：“除了想她之外，东北问题也很使我忧念，……东北问题，非苏美打一打不能解决。我看得很清楚，可是还在替国家着急。战机实已迫切。今秋平津开得成学否还成问题。”由此可知，当时国内环境还有这个问题。后来此问题直接关涉到了联大师生。当时联大教授曾经为东北事发表宣言，表达主张东北迎归中国的态度，但师生对此态度不一，因此事为国民党所发起，很多人不愿因此为其利用。夏先生日记中对此有批评，先生其实赞同做此番表态，但也没有参加。他记道：“我曾经说过要去参加，临时却又畏缩了。到底怕什么呢？就是怕“清议”。今天这次游行虽不一定就是国民党发动，受到国民党的赞助，是不成问题的，既然由国民党的份，加入进去就好像不清不白了。爱惜羽毛的人，虽然很赞同这件事，可是没有勇气站出去。”（2月25日日记）由此可以对当时知识人群体对局势和党派的认识有所观察。联大的风潮，每一次的起因都很复杂。
联大复员其实也很曲折，几度搁浅，当时还拟三校在北方先招收新生，昆明的教学仍在组织。联大教授会议上，梅贻琦的“再上三个月课”的办法，决议交常委会复议，受到学生反对。北返开始后，学生尚有校方组织，教师则似乎“悉听尊便”。夏先生本有出国计划，接洽未果，后来水陆皆难，辗转重庆，遇到“中航工潮”受阻，拖沓时日，经济上越来越吃力；后来取道南京返沪，最后到北平就了北大教职。这个历程也被忠实地写入这一年的日记，很见人海浮世的飘零。
一九四六年的生日这天，夏先生决定绝食：“我所以绝食是向生命的抗议。我呱呱坠地之日，即是我受苦的开始，这时可以纪念的一天，我以绝食来纪念。……我只是以一个弱者的意志，拼命的对抗着无情的命运而已。……这样一个人生，活着当然毫无意义。”（8月6日日记）心思细密**之人，尤其容易起生命虚无之感；而此期间持续地阅读英美文学，对比自己的感情生活现状，更增强了这种对命运和人生的挣扎和抗议。这个战后的审美主义者，于是这样写道：
我的痛苦当然远比不上Job（约伯）的，但我已经在怀疑神的正义。
2011-11-18
《夏济安日记》读后感(八)：爱或不爱？哈姆雷特式延宕
I have given you power of choice, and you only alternate
etween futile speculation and unconsidered action.
——Eliot
一九四六年元月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
昆明——重庆——南京——上海。
九个月，一本日记，一段痴恋，这是一个文人的生命思索，这是一个时代的细腻写照。
一九四六年，夏济安在西南联大教授英文写作，爱上了其班上一名学生李彦，其用情之痴实在叫人起敬。几乎天天想念她，每次上课只盼望她不要缺席，好偷偷看她几眼，能跟她说上一两句话就可以高兴一整天，作文课命题冥思苦想，只为能通过她的作文多了解她一点，常常莫名其妙为她垂泪……如此痴情，偏偏不愿表白，在犹豫中，在反复思考反复自省，在不断肯定不断否定，不断建构又不断推翻中消耗大量时间。每天都有新想法，下午也可以推翻上午的结论。其精神世界如此丰富、细腻、矛盾，才是这部日记最深刻、最伟大、也最精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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