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济安日记》读后感(七)：战后的审美主义者
笔者穷尽二十年光阴，渐渐发觉人们的审美确乎存在差异。人们起先认为美是一种客观存在真理性之物，美好的事物在每一个体验者眼中具有一种无差别性，这样的观点结果终究要承认它坚持之后的失败。因为这种绝对的差异，于是形成审美的不对称性，于是形成亘古至今的多数所谓“苦恋”。一九四六年西南联大的青年教师夏济安一段单向度的感情寄托，正是这种情形。夏济安（1916—1965）先生，原名夏澍元。江苏吴县人，现代华文世界的英美文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专家、文艺评论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之后留校任教，抗战时期在“民主的堡垒”国立西南联大任教，联大复员后转国立北京大学、香港新亚书院担任教职，五十年代转往台湾大学外语系任教；期间曾经接触过一批当时英美文学研究及翻译巨匠的早年岁月，如傅雷，穆旦、卞之琳、周煦良。1959年7 月，夏济安离台赴美，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工作，1965年因病早逝于美国。
手边这本新版的《夏济安日记》，由另一位新文学研究专家、夏先生之弟夏志清先生整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首次公开发表，《日记》辑录一九四六年济安先生私人日记及部分英文原稿。这一年夏先生正在联大，此时抗战胜利不久，联大尚未复员北归，仍留在昆明组织教学。日记主体内容记述了夏先生的一场单向度的恋爱，对象是他所开选修课班上的一位学生，这时期的故事包含了一场恋爱所最具魅力的长夜思人的所有细节，足以勾起今天读者自己的类似回忆和心理交流。联大学生分批辗转北上之后，夏先生偶然间遇到了苦恋对象的密友，似乎一场神秘重逢即将出现，日记在此时戛然而止，留下读者无尽遐想。
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情形极其特殊，加之当时政局变幻、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社会环境复杂，贫富悬殊，特权横行，民生凋敝，高学历人士继续深造的条件有限；而且中国传统家庭有早就业的传统观念支持，因此普通生员本科毕业或者研究所毕业选择留在高等院校任教时，年纪依然较轻，社会阅历与个人生活经验相对简单，可以说很容易形成师生年龄相仿的情形，师生间产生感情的例子较多。故此例如夏先生当年的感情诉求，对那一代知识青年的在特殊年代和社会环境下的心理和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夏志清先生一九七四年写的序里说到把这本日记公开刊行的初衷：“时隔九年，最近又把这两本日记拿出来重读，感动的情形，不下于当年初读，决定把它发表，使济安很多的朋友和读者对他的为人和情感生活有更深的了解。”这段话透露出当时文人的一种潮流，即用私人材料来反映当事人情怀，这种思维理路一直影响这代人步入中年和晚年，愈是当事人身边亲近人所撰写的记述文字，愈是有这样的倾向。我们看新月的朋友怀念徐志摩，同样可以看到本来应当被遮蔽地较好的私人生活，被亲近的朋友心潮澎湃地公诸于世。他们会说，你们看吧，某某人就是这样一种至情至深之人或性情中人，有事实为证。我们今天如何来看待这种传统呢？这是一个很复杂也很有趣的问题。也只有那一代人的私人记录还残留着历史研究样本的价值，今人如盲目效仿，也许是不智的，莫如谨守因人而讳的传统。
中国近代有日记习惯或者有整理自述意识的知识人、官员或是普通文人，其笔下记述之事特别是日记，往往有避繁就简的观念。一是因为传统中国人不愿私下臧否人物，对与之同时代生活的人不愿随便定论；一是没有公之于世的心理，往往侧重于记事记德。越是对历史发生进程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日记，往往越是记录的简要。是故今人读这些日记并不能保持兴趣。夏先生那一代人的文章语言，已近于当代，人们不会有不适应感。今天的读者如获悉这本日记有大量篇幅记述日记主人的独自苦恋，猎奇与窥私的心理占上风当不可避免。然而《日记》中大量的情感宣泄之外，关于一个当时知识青年的日常生活，材料虽然有限。但不能说全无价值。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以及心理和生理等方面的自然需求，日记中的这个人有那个年龄的青年特有的重重矛盾与焦虑。除去作为日记主体的抒情部分之外，另有大量个人思考的内容，这本日记确实是一份研究当时知识青年思想和生活的独特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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