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众不同的角度是什么呢？是经济，也就是利益分析的角度。我所谓的利益分析，就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解释人们以及组织的行为动机，以所获利益的大小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向和方式。这本书从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建立写起，到1927年的三大暴动为至，围绕着革命及革命者开展活动和自身生活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这一主线，把着重点放在了对中国共产党包括党的建立、从事革命活动、发动武装暴动等革命活动的经费来源以及去向的解读上，详细而系统的向读者介绍了这6年间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是一部建党初期的创业史、奋斗史，也是成长史。当然，这本书也解开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的一个疑惑——这些革命者依靠什么来解决钱的问题？
所有的人类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所有的人在社会中生存都离不开金钱，革命和革命者也不例外——不是只有打打杀杀、流血牺牲，他们也要穿衣吃饭。那么，他们到底是如何解决的呢？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接受苏联援助这一事实，但是苏联所给的经费是有限的，大概也只能维持党的中央机关的运转，那么党的地方组织又是如何获得革命经费呢？除了收缴的党费，以及象李大钊这样收入较高的党员无私捐助外，这些早期的革命者大都深得《资本论》的精髓，纷纷兴办实业赚钱。徐特立在长沙创办了孤儿院，毛泽东和易礼容在长沙创立文化书社、长沙织布厂，林育南和恽代英在武汉开办利群毛巾厂，还有后来以募股形式成立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都所获不菲，既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场所，也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在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单单依靠这些来解决军队所需，自然是远远不够的，而那时共产党也还没有根据地，部队除了靠采取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以战养战的方式外，也要派捐抽租。朱德甚至曾经带着南昌起义的残部干过挂靠军阀吃粮饷的活计。
经作者这么一分析，我们所了解到的，是革命及革命者的另一面——即世俗的一面。比如，四·一二政变的原因，惯常的解释是路线分歧，是蒋介石叛变革命，而这本书却从利益分析的角度认为其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一方面北伐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在战争红利的分割上所获份额太少，引发利益之争；另一方面，宋子文要预征钱粮来满足军需而共产党反对，成为其利用江浙富庶地区敛财的绊脚石，结局只能是被清除掉。又比如革命者，他们也并非始终团结一致，也有相互的龃龉争夺，也有自己的利益算计：即便如贺龙元帅这样的建国元勋，他参加南昌起义，除了防备被张发奎吃掉之外，也有获得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位置的目的；而在秋收起义中，苏先骏、潘心源和余贲民还因为团长的位置之争而几乎闹起内讧。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革命者是因为其崇高的信仰和坚强的意志才参加革命、坚持革命、献身革命的，但也的确有一些人并不纯然是因为理想，而是为了政治投机和经济利益才投身革命的，至于那些基层官兵以及普通民众，经济利益的追求应该是其参与革命、支持革命最为直接的驱动因素，而这些人是最不坚定的。
在自小所受的教育中，因为语言的原因，革命的性格被隐藏了——凡革命都是神圣的，凡革命者都是高尚的，形象都是光辉而高大的。但在作者利益分析的透镜之下，笼罩在革命以及革命者身上的神圣光环似乎已然褪去。他们也是凡人，但他们却为民族、为国家做到了一般人想做而不敢做，做了又做不成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英雄。特别是象李大钊、周文雍这样无畏的、坚定的、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历经酷刑折磨而心志不改的人，就是鲁迅所说的“民族的脊梁”，是我心中永远的偶像，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实质上，瑕不掩瑜，如此由神圣走向平凡的过程，是回归历史真实的过程，也是回归人性本色的过程，也是更进一步巩固其伟大的过程。而这也非常符合当下的社会潮流，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回归，革命的道理才更加透彻，革命的动机才更加合理，革命者的英雄形象也更加**，更加具有人性的光辉，从而更加具有生机和活力。
最说一点与题目无关的话，当然还是要回到这本书。首先，它的副标题是“……货币战争”，显然是夸大其词，不如不要的好。其次，它所写的历史，开始于1921年建党之前，重点是1927年的三大暴动，但是在这之间的历史却非常简略，甚至没有什么记载，难道是因为这中间没有“账务往来”，不值得一记？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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