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账簿》号称是“全景展示中共革命史中的货币战争”，这个说法其实有些夸张。至少在革命的早期，也就是1921年至1927年之间，现代经济上的各种角逐比如贸易战、金融战都并未出现，远远谈不上“货币战争”，称其为“战争中的货币”似乎更为贴切。
一切战争的背后都是物资的消耗，自然也少不了钱的影子，编织一本红色的账簿，追踪钱在战争中的痕迹，确实能让现在的读者更好地明白当年的艰辛，这本书的作者马祥林还只是开了一个好头。
发表在《法制周末》
《红色账簿》读后感(十)：受人遥控的革命注定命运多桀
马祥林的《红色账簿》是第一部让我一口气读完的另类“党史”。与其他中规中矩的党史相比，《红色账簿》没有用空洞抽象的理论唬人，也没有用成王败寇的思维方式做预设性的褒贬，倒象一位看惯春风秋月的历史老人向我们讲述中共当年的创业史。以“钱袋子”为主线，围绕革命的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这样一种比较“世俗”的方式再现历史，这让一直被宣扬为道德上伟大崇高的党史更加血肉**，也更有可读性和可信性。《红色账簿》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大块：共产党的诞生壮大和1927年的三大暴动，通过该书的很多历史细节不难发现，中共乃至中国历史的命运多桀在很大程度受制于苏联这一外部因素。
20世纪初，伴随着十月革命在苏联的胜利，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心从法国、德国转移到了苏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部分，而弱小的中共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的依赖，使其行动处处受莫斯科的遥控。更严重的是，苏共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也传递到中国，并一次次的造成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和分裂。然而，当时中国的主流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盘踞北方的北洋军阀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苏联共同的“朋友”。正是苏共对国共两党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援助，才促成了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然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也使得苏共一直对国民党特别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抱有幻想。这一特殊的外部因素深刻的影响了国共两党后来的历史命运，也改变了当时一批风云人物的命运。
从1921年中共诞生到1927年三大暴动前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的经费从刚开始主要依靠共产国际援助的“输血”，到后来各个地方组织创办书社，建立发动工农，建立工会、农会的“造血”，这一转变既为中共独立自主的进行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又通过发动民众壮大了自身力量。事实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共产党的力量虽尚不能与国民党分庭抗礼，但已不可小觑。国民党左右两派宁汉分流后，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和苏联接连发出的错误指示，即使公共分裂，但绝不致于像后来那样在城市败得一塌糊涂，不得不从深山老林中重新开始，那样的话共产党的历史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也必将改写。
刚开始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泄密事件。罗易来华的使命是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精神，即中共应该在发动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的同时，利用现有力量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斗争改造武汉国民政府，在政府中扩大工农力量。客观的说，在大革命尚处于高潮的当时，以国民党内部左右分裂的现状和共产党在上海、广州、安源等地所掌握的工农武装力量，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造虽然不一定能够彻底成功，但即使国共两党最终翻脸，共产党的家底绝不至于损失到几乎殆尽的程度，那样的话两党制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可能。但由于罗易的泄密，给了汪精卫充分准备的时间，才有了汪精卫、冯玉祥“徐州会议”后全国各地“清共”的高潮。
紧接着是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指示。国民党右派开始大正旗鼓“清共”的时候，陈独秀已经在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尽快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并以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等同“在粪缸里洗澡”来比喻当时的现状，然而，共产国际对汪精卫却抱有幻想，竟认为如果主动退党会给国民党留下“共产党主动破坏革命”的口实，这样的结果等于自己主动解除武装让人家宰割。不过，刚开始国民党的“分共”，一方面因为国共合作那么长时间自然形成的人情关系，比如，张发奎刚开始始终没有对共产党对手，以致于南昌起义时打得还是张发奎的旗号；另一方面很多国民党领导其实并不愿意彻底翻脸，只是碍于上级命令不得不将境内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真正象“七一五”那样的大屠杀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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