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账簿》读后感(九)：搞革命的钱从哪儿来
去年，电视剧《潜伏》的原班人马又鼓捣出了《借枪》。虽然这回产生的社会影响远远比不上当年的《潜伏》，不过《借枪》确实也让人眼前一亮。这部谍战剧的男主角熊阔海作为天津地下党的高级特工，全然没有“第三条好汉”的洒脱与豪情，甚至连自家同志都觉得这个人怎么一天到晚老是说钱的事，全然一副世俗商人的嘴脸，哪里像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共产主义斗士？
最近几年电视上谍战剧可谓不计其数，真正把谍战表现得这么“小”，这么“现实”的，恐怕也只有《借枪》了。英雄的形象总是让人痴迷，以往我们看到的地下党特工都是足智多谋，他们面对的是狡猾贪婪的日本人或者国民党军统，压力只来自随时可能到来的危机。熊阔海的麻烦除了这些，还有搞地下活动的经费从哪里来的问题。做假证件要钱，收买敌人也要钱，那么钱能从哪儿来呢？电视剧中的表现当然是高度艺术化的，不过熊阔海的窘迫却非常真实。
实际上，正是因为缺钱，买不到各种物资，才有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垦荒，只是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有了可以开垦的荒地，那么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在建党的最初阶段，经费的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个问题在各种严肃的党史中都没有具体的呈现，直到最近出版的《红色账簿：1921～1927》才首次有所揭示。
“红色大管家”毛泽民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到中国的，但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书斋里用马克思主义来探讨中国的出路是一回事，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建设一个政党，用一个政党来发动革命斗争，又是另一回事。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的资助下，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召开，共产党正式成立，马上就遇到了活动经费从哪里来的问题。共产国际不可能出钱维持中国共产党，根据《红色账簿》作者马祥林的介绍，当时收入较高的党员并不多，收上来的党费十分有限，远远不够维持党的基本运转。李大钊算当时薪酬较高的党员了，他贡献出了几乎所有的收入，以致家人陷入无法生活的困境，这固然是李大钊情操高尚的体现，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样下去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当时的早期党员还是比较重视商业操作的，毛泽民就是其中一例。
毛泽民在党内一直享有“红色大管家”的美誉，事实上他确实也非常善于商业操作，简直是天生的好手。1920年他的哥哥毛泽东在湖南办文化书店，一方面想传播先进思想，笼聚同志，另一方面还是在想办法为出国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筹措资金。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便劝弟弟毛泽民接手自己的生意。毛泽民一出山就救活了中共中央印行党的书刊、文件、传单的发行部，既完成了宣传党的政治思想的任务，又为捉襟见肘的党组织解决了部分经费。他的经营手腕，已经接近现在我们经常见到的商业操作模式：重视广告宣传，加大营业网点，有针对性地出品政治畅销书。
在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之后，毛泽民又前往参与建设工人合作社。在这里，毛泽民遭遇了真正的“商战”。安源当地商户发现工人合作社几乎抢走了他们所有的客户，于是开始秘密抢购、套购合作社的廉价商品。眼看合作社将面临无物可卖的境地，毛泽民连夜赶制了特殊的购物证，采取计划限购的方式，保证了俱乐部工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同时又加大采购并低价倾售，让对手囤积在手上的货物积压在手。这一招成功地保住了合作社，保住了俱乐部。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事情好像和革命没什么关联，但是俱乐部真正出售的并不是有价的商品，而是带给工人阶级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这种无形的“大宗商品”，革命的火种在商业活动中就开始播种。
革命中的“货币战争”
正是有了毛泽民、易礼容等等这些商业好手的运作，年轻的共产党健康地成长起来。不过这一阶段党要花的钱毕竟不算很多，到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党开始有了自己的军队，进入军事斗争的阶段，真正花大钱的时期开始，钱的问题才重新严峻起来。
吃粮当兵一直以来都是贫苦百姓的出路，不管是各路军阀还是国民党的部队，少一天的军饷部队就可能出现问题，当时频繁出现的军队哗变与改投他人，大部分都是钱闹的。共产党的军队脱胎于这些旧军队，在没有完成改编取消军饷制之前，要指挥军队作战，发动各种暴动，也难免要粮草先行。《红色账簿》中转引的地方省委打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因此出现了“熊阔海伸手要钱”的内容，让人唏嘘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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