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理念”是外部形状，本质并不向我们显现。苏格拉底建议学习这种外部显现形式。“善是一种象征，苏格拉底用它来指涉某种未知事物，他的灵魂预先感知到这一现实，他经验到自己的灵魂竭力接近它”，苏格拉底本人对“第四层面和第五层面之间的区别一无所知”（p52），他只能描述“善的儿子”，“他能告诉格劳孔对于善的经验能对他灵魂所产生的作用”，因此必须借助比喻，因为严肃知识是“不可言说知识之事”。“正义是存在的永恒秩序，当善照亮它的同时，其外表对灵魂而言是可理解的”（p53），“苏格拉底说，灵魂对善的感知是将其当作知识，真理和存在的源泉以及所有事物的本质，虽然善是一切事物的根基，但善本身却并不在存在之中，或等同于存在，而是超越存在”（p53），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拥有关于善的知识，而只能获得善的外观。
爱神处在“在-间”（in-between）或metaxy，即它既不是人也不是神，而是处在有朽和不朽之间，灵魂本身也是人和神两极之间的一种张力。“等价经验”——“哲学家必须向所有这些可能敞开，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经验方式通达最后的真理”、“有秩序的经验肯定对于所有人类都是共通的”（p64）。
“柏拉图：永恒正义的政治实现”
“灵魂不能理解永恒基础或者存在秩序的内在本性，只有从神的视角才能理解它们”（p66）；“我们人类现在对于是非对错要比柏拉图之前的时代有着更好的感知。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必然行善避恶。追随柏拉图和沃格林，我想说我们仍然生活在in-between的境况中。每一个灵魂都悬在对于错之间，并拥有自由去选择对还是错”（p78-79），但我们常常屈服于爱欲去选择恶，公共秩序也是如此。意识形态干扰正确秩序的意识——“选择存在的自主性，即倾向于人神化，并想象创造出第二个实体来支持人之神性的幻觉”（p79）。
“施特劳斯：身为隐微书写者的柏拉图”
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受到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严重影响，陷入了沃格林批判的畸形——“期望存在之真理会是关于社会与历史中的人的正确秩序的一套命题，这些命题能被证实从而被所有人接受”（p85）；“施特劳斯将哲学化约为对一致性陈述的检验，他朝向真理的上升之路最终缺少了柏拉图向第五层面的跳跃”（p86）；施特劳斯认为“存在着这样一些真理，是任何体面人都不会公然宣告的”，“写作必定向少数人透露真理，而与此同时将大部分人引向有益的意见”（p90），在一些时期哲学家们确信哲学本身被大部分人所怀疑和憎恨；施特劳斯对贵族制有偏爱——“哲学家的秘密王权”；对苏格拉底是否接受隐微主义有不同的推测，罗德之说更偏爱显白的柏拉图。
“沃格林：柏拉图与意识哲学”
1952年沃格林发表了《新政治科学》，其本想称之为《代表与真理》（Representation and Truth）由于出版社的缘故而更改；沃格林指出，柏拉图的理论不是要发展出一种人的哲学，理论的意义所依赖的关键点在于，理论不只是关于社会中人类生存的随便什么意见，而是通过阐明某种类别的经验内容来表述“生存之意义”的努力，理论必须参照经验的集合体；而“秩序是从诸种经验中萌生出来的，在这些经验中，存在之共同体的成员们彼此分殊（differentiated）而变得越来越独特”（p101）；“对柏拉图来说，任何社会的正确秩序是善的理念在历史实在中的化身”（p102）；
“社会和历史中的人类秩序问题源自意识的秩序。因此意识哲学是一种政治的哲学和核心”（p104）；经验（empeiria）——“这种研究用严格监控的自我观察实验的方法，试图经验地（实验性地）将意识的根本结构和活动做编目分类”（p104），沃格林说为了“经验的控制”理论必须参照一种明确类别的经验；“分殊”一词源于现象学，在现象学中，当许多对象同时在意识中显现时，必须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彼此区**来；沃格林后来使用了的动词“超越”（transcend）用来指被经验到的灵魂的外部运动，而名词“超越”（transcendence）用来指被感知到但永远达不到的、并因此也是这些朝向“超验”存在之运动的不确定的终点；沃格林关于“光”的影像来自柏拉图，他的”超越经验”（experience of transcendence）的概念是将柏拉图的比喻转换成胡塞尔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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