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启蒙运动、保守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出现，为议会形成包容性、可协商的妥协机制做好准备。此前，英美实施宪政的过程，已经为成功节制不同阶级的极端狭隘思想提供了实践上的指导。议会作为代表普遍意志、制约官僚政府、限制君主权力、保卫社会自发性和创造力的机会正在到来。
29. 对于上述三个阶级而言，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社会的功能是致力于个人发展。对于限制个人发展的潜在敌人，启蒙运动认为，政治强制不可接受，保守主义则认为，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制约人的自由发展，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剥削是阻碍人类发展的障碍。但是这三者都认为，社会是致力于个人发展的最佳组织。这个共识，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基础。
30. 中产阶级长期以来关注的是市场，但是随着市场慢慢壮大，赢家通吃的局面开始浮现，自由竞争渐渐无法带来平等的机会，一些企业家又开始寻求国家建立关税壁垒、打击垄断等，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国家，开始成为中产阶级倚重的靠山。这一点，在美国表现的就很明显，美国西部的农民向来倡导关税政策，用以抗击东部金融家的专权。在英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了，都市的人们发现自己无法以更低的价钱从农民那里买来谷物，希望粮食能够自由买卖，当农民坚持关税保护，对于这一矛盾，李嘉图认为不可调和，要想解决，只能通过政治行动。穆勒的学说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他虽然是功利主义学派，但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概念之外，他还继承康德“人的价值是追求个人道德与知识的发展”的观念，拓展了人的价值和责任感，有必要采取社会行动来实现这种可能性，即通过代议制来增进人类的福利，与前人不同，穆勒觉得，参与政治不是鸡肋，而是获取积极成就的机会。中产阶级有以上的变化，无产阶级也有类似情形。十九世纪末，马克思预言的景象没有完全出现，财富的所有权没有空前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无产阶级也分化成为许多门类的职业，而且，应对工人有组织行动的方法日趋成熟，工厂也逐渐学会与工人和平相处的艺术，暴力革命的趋势减弱，与企业家谈判、妥协的机制，使得诸如英美等国的工人逐渐向议会靠拢，英国以渐进式的费边社会主义为代表（时至今日，费边社会主义也是工党的理论源泉），成功将无产阶级纳入到平和理性的政治实践中。在德国，工人运动也不断在修正着马克思主义，回归康德运动代表着他们的广泛意愿，伯恩施坦就认为，在宪政框架内从事有耐心的政治活动，才是达成无产阶级目标的必要方法。保守主义者接受议会的心理障碍更小，广大的农民是他们的支持者。另一股势力——教会，也基于妥协精神，加入议会的框架之中，甚至支持鼓励教徒参与民主政治，在他们看来，只要政府能维持教会完成使命的外在条件，就是合理政府。
31. 既然各个社会阶层都积极加入到议会行动中来，那么接下来的课题就是，如何降低多数民主造成的反自由主义的风险，防范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仅有协商、妥协，是不能保证少数人不受压迫的。大众立法机构并非至高无上，它也必须受到成文或不成文宪法的约束。于是在设计中，西方社会不允许立法机构制定侵犯一些特别受人珍视权利的法律，同时联邦制度也基于地方自主权，很好地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从卢梭开始，他就认为“个殊意志的存在，是普遍意志的致命敌人”，西方社会很长时间内不允许有组织的少数群体结社表达意见，罗马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观点认为，法人不过是一种拟人态，以这个人为创造物对抗其创造者实在荒谬，群体行动被冠以恶名，所谓政党，只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阻碍，华盛顿就担心政党政治会牵绊民主制度。虽然有这些观念上的阻碍，十九世纪，却是群体行动生机勃勃的时代，人们发现只有组成政党才能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即便华盛顿不愿意，后来的总统选举还是依循着政党的模式进行下去。于是，同时代的理论家也渐渐认识到，群体和个人一样，天生就有存在和自我表达的权利。
32. 解决了保障群体表达和少数声音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避免党派群体造成革命，也即是秩序的问题。在专制主义者看来，为了秩序，牺牲个人价值和社会正义是可取的。但自由主义者抨击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革命和紊乱是可容许的必备的手段。杰斐逊甚至认为，只有通过一次次革命才能保全美国的宪政制度和其价值。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也认为，对秩序的企求必须永远臣服在对正义的企求之下。直至近代，这种观点也是西方的主流，西方社会给予少数人在意愿被否决、权利受侵犯时采取非常规行动的权利，如迟迟不愿宣布罢工是非法行为等，除非社会本身的存在受到了直接的威胁。以上数段，就是西方二元主义传统下的近代自由主义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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