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殖民地伤痕：近代殖民主义造就了二十世纪的非西方世界格局，殖民者更多地是向殖民地引入技术，而非宪政，至多是造就一批殖民地精英，可是这些精英也并不全然在乎他们那些仍然愚昧落后的同胞，因此，在殖民地解放后，许多国家并没有遵循宪政的路径改造政治体系。
45. 极权主义的缘起：虽然西方世界形成了议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在这里实现妥协，但游离之外的那一部分人仍然坚持他们派别最初的愿景，那就是实现一个天启式的理想的社会，并且他们还设法把这套信仰强加于其他人身上，在他们眼中，那些与自己“正确”看法相悖的人都是愚蠢的。
46. 是谁在造就独裁主义：一方面，是血统论对独裁主义的贡献——在欧洲，古老的血统论一直为王室的正统性背书，而法国的保守主义派戈比诺伯爵通过研究印欧语系，认为发源于欧洲北方的蛮族雅利安人是这一语系的始祖，并推出一个结论，认为雅利安人必定天赋异禀，优越于其他种族。这么看来，要推动文明进步，就必须坚持种族的纯正，通过天才的种族统领那些卑微的种族，来实现进步。十九世纪下半夜，中上层人士的观念也开始变化，他们经由市场竞争的理论提出，最有能力的人理应获得更多的奖赏，这部分人自然是领袖群伦，而宪政体制下的社会性立法，很难照顾到他们这一优势群体，他们便有理由反对民主政治。同时，一些人也从进化论中得到启发，优胜劣汰，正好说明了人有优劣之分，而区分优劣是天择的过程，宪政立法恰恰干涉了这一过程，他们有理由拒斥民主制度的主张。另一方面，是一种危险的革命狂热——波西米亚式的知识分子长期游离在公共社会秩序之外，比如卢梭，这些人不断希望激起革命行动，从而使自己通过不受约束的政治行动来表达自我。而且，这部分人特别钟情于魅力型领导也就是韦伯所指的克里斯玛型，他们善于挖掘伟大的人，并终身追随效命，他们视其为一种正常的政治状态，这狂热的英雄主义就是个人崇拜。第三方面，是合适的群体——在议会政治中，机会和收益并不总是平等，那些组织能力较差的群体特别是工人等底层群众，总是很难在议会赢得对自己有力的政策，进而对宪政体制产生幻灭感，失望之余，他们转而追随一个无法控制但是“充满善意”的领导人的煽动，波西米亚知识分子瞄准的就是这一群体，努力向这些人灌输不妥协的革命立场，通过逐渐积累的暴力，摧毁宪政的基础。而且，无产阶级革命在议会当中逐渐学会让步妥协，实现进化，这背离了无产领导者的初衷，他们同样希望工人更多地采取暴力行动，这一想法在俄国很有市场，它成为近代第一个极权主义政权。
47. 法西斯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前者认为不平等是终极目标，而后者认为平等才是理想世界，而不平等是暂时的。
48. 近代自由主义评价：宪政民主沿袭了中古时代宗教社会的政治传统，在维持法治主义与二元论的原则上它大体是成功的，但是，它却无法把宗教式的天启性质复制到世俗社会中来，造成了不切实际和不妥协的政治意识形态。此外，宪政民主也从来没有缔造出有效的国际秩序，反而衍生出民族主义和殖民帝国主义。
49. 是否回归宗教社会：在二战结束的时代，人们对宪政民主产生了怀疑，甚至想要重塑一个宗教（基督教为主）社会。人们认为，历史上希腊诡辩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以及两次战争前后的欧洲，都是世俗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但政治生活无限崩塌的时期。可是，回归宗教也面临着很大疑问。一方面，基督教信仰持续衰败，另一方面，非欧洲的世界并不信仰基督教，强行套用基督教，直面其他世界的佛教伊斯兰教，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分裂和战争。
50. 中国的范本：既然回归宗教化并不现实，那么中国可以成为世俗化的另一个蓝本。儒家思想将理性成分和仪式性成分结合起来，使伦理成为习惯和天性，并*到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在缺乏宗教制裁力的情况下，儒家的中国绵延了两千年历史。对于西方来说，就是找回基督教中的博爱观，强化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51. 极权的人性观认为应该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病人，必须经过具备专业知识的精英来帮助他们恢复。这一想法的起源是基督教的人道观，但是现在却走上了歧途。
52. 在中古时代，宗教良心命令人对不公正的政治权威作消极或积极的抵制，这个传统使西方世界至今仍然比较难于接受任何把政治权威完全交给特定精英集团的政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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