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和交谈结束，小说临近结尾，两人已经讨论过她们与上面两个女人的不同，恰恰发现自己“又走到这儿了，路边突然缺进去一块，很短的弄堂。小贩蜷在折叠椅上，光着头，在玩手机，墨绿色的军帽静静地挂在钩子上”。小贩跟她们搭讪，经过了一番回忆和谈话的她们没有停下来，就像生活在继续——“我们边走边喝着咖啡，把这条弄堂连同小贩、帽子一起甩到了身后。”
这样看起来平平淡淡，细分析却几乎处处精心的小说，里面深藏着的，是写作者足够坚韧的耐心，而这个耐心，几乎可以说是小说这门手艺拥有尊严的最起码的保证。
三
虽然一直有人说，小说的表面即是内在，此外再没有别的内在可供探求。但我一直怀疑，再精致的结撰，如果写出的只是人心和人生浅层的事实，那阅读是不是类似于玩物丧志，会不会沦为即兴消费式的惯性？如果这怀疑成立，那吴文君提供了什么深层的事实？
吴文君有一种向内开掘的倾向，“听从内心声音，往内开掘，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世界”。这话甚至可以说得更坚决一点，精神层面称谓的世界，是世界在人心的映像，一个写作者只要向内开掘得足够深，就差不多能看到足够多层的人心，也就能看到足够多样的世界。
《去圣伯多禄的路上》，不用说大人们那种劫数刚过的心有余悸，欲言又止，孩子们长大后遇到的虚荣势利世界，即便是回忆部分孩子们的表现，就能让人觉察到人心的复杂。初遇小春，她穿着“雪白的娃娃领泡泡袖，像童话书上公主穿的”，“我”因此心情低落，要到听说她不是从上海，而是从小地方来的，低落下去的自尊心才回了上来。“我”和经常一起玩耍的东东和稀毛之间，“互相之间也嫉妒——东东嫉妒我没有弟弟，我嫉妒稀毛家的新房子有厕所——或者幸灾乐祸，发现一个被我们认为倒了霉的人：病在床上起不来、打架打伤、吐血、生小孩死了……听说有人把树籽塞到比我们小的女孩身体里，就老是跟着她，想看看从那儿生个什么怪胎出来”。小春不能参加大合唱，也不能做领唱了，“很少跟我们一块玩的女生议论她的让人听不进去的话：就怕跟我们穿成一样；真以为自己是公主呢；挨了打，还不是叫得杀猪一样……说到她‘退出大合唱’是因为她全家都反动时得意洋洋的眼神……就连我也忍不住暗暗高兴，让她也尝尝没人理睬的味道……”有挣扎，有伤害，有鲜血，流年暗换，“优雅也好妩媚也好，都从她身上消失了”。
四
想来不至于误会，吴文君的小说绝非与时代绝缘，甚至把社会本身的问题洗刷干净，只剩下个笼统含混的人心，毋宁说，这篇小说充分显示了吴文君对社会和时代的敏锐认知，到眼即辨。之所以强调观察人心的重要，不过是要说，所有的时代问题，最终都是人的问题，人身上的所有创伤，本身也就是社会创伤的一种。所谓的时代，最终必然是人身上的时代，除此之外，绝没有另外一个被称作时代的东西。
既然人心和世界相刃相靡地生成了这副样子，那人世还有什么值得徘徊留恋的呢？当然，大部分的小说写作者不必费心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只要把自己对世界某一方面的偏见表达出来，就足以形成自己的作风了。但对致力于“揭开潮湿厚实虫卵叠生的覆盖物，坦露出生活因为深藏而显得鲜嫩的面目”的吴文君来说，似乎还不足够，她要“写出与别人截然不同的百分之十的容量，为读者展开那百分之十的风景独特除此别无的一扇小窗”。
也果然是有一扇小窗。《去圣伯多禄的路上》虽然写了人心的荒寒，却不时流露出一丝属于事实的暖色——句子有点儿拗口，但必须强调这个属于事实，否则，所有的暖色都可能是浮泛的陈词。对小春的艰难遭遇，“我”从妈妈那里学会了保持沉默，“自己的疮疤固然要掩好，别人的疮疤不小心露出来不仅要装作没看见，还得替别人藏好”。小春呢，经历了自己的困苦，却也没有肆意报复或自暴自弃，只“低声重复着那些没人答复的疑惑，而她来上海也就是为了在教堂台阶下把这些疑惑低声叫出来”。虽然这些疑惑并非一时可以解开，但“我”慢慢相信，小春来上海，真的就是为了把自己“想清楚一点”，“叫我爱有些人，我也做不到；不过凡事不可亏欠人，还是做得到的吧”，而当“她从幽暗的咖啡店里钻出来，端着两杯热咖啡，笑着走向我的时候，整个人比刚见面明朗了”。或许正因为这明朗，她们才能看到雪在灯光里飞舞，才能把帽子、小贩、弄堂甚至所有不快的往事和不公的命运一起甩到身后，从过往的人生里看到一点新的人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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