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对心理学的重视相连，吴文君特别重视文学创造中的直觉因素：“从第一个小说开始，我就依靠直觉在写，写我对生活的直接印象。直觉是我对现实世界最真实的触**，而真实，我则认定它是文学的一个基本标准。现实世界复杂多样，时刻变化，用语言，通过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文学的努力。”她所说的“直觉”，也以意象的形式出现。比如像“阳光穿窗而过”、“银灯笼”、“坐在尘埃之上”、“红马”、“鲜花”、“蚂蚁”、“细香”、“微风一息”，等等。她籍着各种意象启程，踏上写作的小径，经由人物行为的转折、心理的描绘，还有情绪的熏染、文字的叠加，这些意象**了起来，小说也逐渐成为独立的存在。比如像“红马”这一意象，在小说里首先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出现的：
路上，格桑又吹起“皮可洛”。这个曲子是他父亲在世时经常吹的。红马。我望着前面，想象着一匹瘦马在晨风中跑，细瘦的马蹄踏在地上，却是坚实的。这个场景，还有“红马”的意象，可看作是对雅娜个人情绪的渲染和暗示。在另一场合，小说里提到，“我的生活一直缺乏让我高兴的事。”“我”，也就是雅娜之所以到则扎寨，正是因为活得不高兴。她到则扎寨是带着一种逃离的心情，而“一匹瘦马在晨风中跑，”正是对她此时心境最好的隐喻。尤其是一个“瘦”字，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吴文君的很多小说，都运用了意识流的写法，尤其重视写人物内心的种种活动。为了更好地照见人物内在的心灵，她会经常为心理活动的过程寻找具体的对应物，从而让某种心理状态具象化。除了《红马》，《小维娜和猫》、《鲜花行》也运用了同样的写法。另外，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往往是无序的，意识过于跳跃，也会使得文本偏于晦涩，给阅读造成重重障碍。这是早期的意识流小说往往会有的问题——2012年大受中国读者追捧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便在此列。也许是出于克服这一问题的考虑，吴文君选择了某些具有连贯性的意象，借此在无序的心理活动中建立起相对的秩序和联系。因此，有的意象，在吴文君的小说里，起到一种结构性的作用。
不妨仍以《红马》为例。吴文君还写到：
我不愿回出生的地方，也不愿留在现在生活的地方。我不走了，下一世，就是这里的人了吗？找一个格桑这样的丈夫？心思里只有丈夫，孩子，马，牛，羊。我想到马，真的过来了一匹马，是一辆马车。马头和车轴上扎的红绸喜气洋洋飘着。两个年轻女孩坐在上面，悠闲地说着话。马漂亮的鬃毛也在风里飘着，过去了，脖子上的铃铛还在叮叮当当响着。一个念头窜上来，我叫道，不行，我要坐那辆车！两个段落，都写到马的形象。这是意识自由流动的结果。虽然没有直接用“红马”这样的字眼，但是“马头和车轴上扎的红绸喜气洋洋飘着”这一句，显然是对“红马”的呼应。雅娜最终决定要坐这一辆马车，也隐含着意识和情节的推进。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情节急转直下，开始切入了格桑的视角。雅娜坐着这辆马车消失了，与格桑就此分别。格桑却无法放下雅娜，因着一个梦的驱使，还是选择了远行，去了雅娜的出生地：“紧靠着墙的尽头，在梦中雅娜出现的地方只有一匹木马，一个小姑娘坐在木马上面。”
木马，显然也是对“红马”的呼应与变形。在这些非连贯的段落中，红马、马和木马所起到的结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不妨把这视为一种“作为结构方法”的意象。而经过这样一番创造，整篇小说的内涵，已非那个触发吴文君投入创作的意象所能涵盖，她却依然经常以这些意象作为文章的标题。这有点像中国传统诗学所主张的，要“立象以生意”，“立象以尽意”；只不过在“意”生成、挺立后，吴文君并没有“得意而忘象”，而是依然以象作为读者抵达意的桥梁——也仅是桥梁，而非通途。在这象与意的断裂、下沉处，神秘油然而生，并且难以完全索解。
在吴文君的小说中，有的意象，也转化为心象。按照吴晓东的说法，意象和心象在内涵上是有差异的。心象的构成，比意象要复杂。心象是心与物，实与虚，明与幽，有与无，事实与虚构，现实和幻象的结合。吴文君小说里的“扎红绸的马”、“木马”，或可视为意象，“一匹在晨风中跑的瘦马”、“红马”则属于心象。当然，她笔下最有代表性的心象小说，应属《微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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