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君的话里面,其实包含着一种个人立场的选择,以及对一种叙事伦理的确认:人首先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每一个体,都可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小说所要做的,正是对个体及其生命世界进行勘探,描绘。
对个人的肯定和发现,个人被赋予一个具有深度的“自我”,当然不是首先出自吴文君,而是近代以来重要的思想潮流。基尔克果、别尔嘉耶夫、萨特、雅斯贝斯等现代思想家都认为,人必然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在海德尔格的《存在与时间》里,个人,也就是“此在”,被看作是一种在存在者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存在者,具有不同于其他存在者的存在样式。人的存在并不是现成的,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个人的具体存在,先于本质并决定本质。个人所关心的,也首先是自身的存在,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存在方式。个人总是以自身的存在作为出发点,构造起具有个性色彩的世界——不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客观世界。“我”和世界的照面,总是以“我”为圆心,是“世界闯进了我的身体”(翟永明语),是“世界无情而鲁莽地直走入我的胸膛里”(郑敏语)。世界之于个人,不是像水在杯子里、书桌在书房里这样一种简单的空间关系,而是如蜗居之于蜗牛,两者有血肉相连的联系。
吴文君显然也是这么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她的《红马》所写的,既是格桑和雅娜两个人的遇合,也是两个生命世界的互动。这一短篇,别具匠心地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从雅娜和格桑的视角切入。雅娜是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来自唐溪。她和大民结婚已有多年,有一次俩人看电视时,她不经意间告诉了大民,自己有一个叫做林丽的漂亮女同事。后来雅娜过生日请同事一起聚会,大民便开始向林丽献殷勤,林丽也不躲闪。这一切,自然让雅娜很受伤。她后来急于到则扎寨,有机会认识格桑,便与大民、林丽的这种举止不无关系。
雅娜和格桑的相见和交往,都发生在则扎寨这一物理空间里面,但他们对世界的感受,彼此间的交往目的,完全不同。雅娜有属于她个人的生命记忆,格桑也有他的生命记忆。对于雅娜来说,格桑不过是一个导游,是一位长得帅气、让她微微起了色心的康巴汉。她对格桑,有一点心动的感觉,让她忍不住要去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对于格桑来说,雅娜首先是一个和他的爱人米雅长得很像的女人。他和米雅一起生活了十八个月,雅娜的到来,唤醒了他的这段生命记忆,也让他在不知不觉间,爱上了雅娜。虽然小说里也写到,格桑和雅娜之间,有一种神秘的感知能力,比如两人分别前,雅娜“很想抱着他的脖子,久久地吻他的头发。”格桑也能感觉到这一点,“她好像想吻我的头发,像米雅做过的那样。”然而,他们终归是各有各的人生,各有各的世界。不管是各自的人生也好,还是各自的世界也好,所有的交集,其实都是很少的。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照中,个人及其生命世界的丰富、多样,得到了细腻的显现。
二、意象与心象
吴文君也有自己经营小说的方式。
近代以来,对个人的肯定,自可以从哲学、政治、经济、宗教的角度切入,还有一种,则是吴文君所看重的心理学路径。在《从感觉逃离或出发》这一访谈中,她曾经提到弗洛伊德对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重区分,认可他对心理世界复杂性的分析,还坦陈“喜欢表现潜意识、梦”。心理学上的预设和支撑,也使得她在写作时,特别注重通过不同的方法或视角,对人物心理进行考掘。
《红马》主要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让人物的心理自行浮现;通过心理活动的差异,来展现个人及其生命世界的差异。《银灯笼》则是借助第三人称来拉开距离,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静观与省思。
《在后海爱上马丁》这一篇,要相对复杂,似乎同时有内与外、远与近等不同的视角。小说以“过后很久,宜春仍想不明白和马丁结婚的意念从哪来的”开头,似乎有意要拉开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距离,拉开人物之现在和过往的距离。而在后面的行文中,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仿佛又消逝了,镜头被摆在了宜春的眼前。如我们所见的一样,这篇小说,几乎没有对现实问题进行聚焦,没有“对现实伸出尖锐的笔”(王晓明语),即便写到马丁这样的官二代及其生活,也从表面轻轻滑过,回避了现实的“热点”。真正的主角,还是在于宜春,在于她对马丁那种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感情。整篇小说的用意,不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而是在于伍尔夫所说的,让我们“看到了正在活动的心灵。它设计各种模式的能力,以及它把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不一致之处呈现出来的能力,使我们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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