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文君的这些小说,很难不令人想起黑塞的一个说法:小说是假装起来的抒情诗,是给诗的灵魂的实验借用,作为一种标志去表达他们的自我以及世界。确实,吴文君似乎无意于成为本雅明或莫言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不如通常的小说家那样重视叙事,尤其是宏大的国族叙事,而是更多地以抒情为“志业”,着意于呈现“那些心理学的暧昧领域”,传达个我诗心里的感觉、意象与心象。由此,她的小说,亦可称之为抒情小说。
这种抒情小说的创造,在中西文学史上,其实都不乏典型。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海浪》,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伤心咖啡馆之歌》,还有鲁迅的《呐喊》、《彷徨》,废名的《桥》、《桃园》,沈从文的《边城》、《长河》,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等等,都属此列。吴文君的创作所承接的,也正是这一脉络复杂的写作传统。如果要做更详细的区分,也可以说,她早期的作品,更多是受西方思想和西方小说的影响,接近于伍尔夫所说的“心理学的诗”;在晚近的创作中,她则更多是想着“回到先秦”,回归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传统,尤其是抒情传统。
按照陈世骧、普实克、高友工等学者的说法,抒情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特质。“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于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以字的音乐作组织和内心独白作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中国抒情道统的发源,《楚辞》和《诗经》把那两大要素结合起来,时而以形式见长,时而以内容显现。此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便在这个大道统的拓展中定型。所以,发展下去,中国文学被注定会有强劲的抒情成分。”在五四以后,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和时局的动荡,风气才开始改变,叙事终于压倒抒情。而不管是遣词造句,还是在布局谋篇,乃至于思想立场的选择上,吴文君的小说,都与此一抒情传统若合符节。比如在《蚂蚁》里面,吴文君就别有深意地引入了“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和“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等古典诗句,还以水洁、付义的女朋友等来呼应迎春等古典小说里的人物。对《诗经》、《楚辞》等古典文学里种种意象的化用,更不在话下。
这种对抒情传统的自觉赓续,对吴文君的写作来说,是大有意义的。在“70后”作家中,卫慧、棉棉、盛可以等,喜爱的是极端叙事,尖锐而生猛;张楚、弋舟、蒋一谈、魏微、付秀莹、吴文君等,则逆其道而行之,偏重抒情。吴文君以轻灵、轻逸为美学价值,重视意象和心象的创造,重视留白的艺术,《后屋》、《银灯笼》、《红马》都可看作是这种美学实践的上乘之作。可是她有的作品,比如像《小维娜和猫》、《米萧的宝石》等等,不但没有到达轻灵、轻逸的境界,反而显得有些轻飘、轻率,俨然是当下流行的“小清新”。仅凭《后屋》、《银灯笼》、《红马》这类作品,吴文君亦不足以和张楚、付秀莹等区**来,反倒是《蚂蚁》这种有意赓续抒情传统的作品,如朦胧夜色中的火焰,让人眼前一亮,怦然心动。我想,吴文君不妨从这“一点”开始,继续思索传统和个人才能的关系,拓宽、拓深自己的写作,也为抒情传统在当下开出新的面相。
2013年3月1日于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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