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取眼前人,不要试图得到握不住的虚无之光——《也如过眼云烟》
四十一岁的家莉和四十七岁世骧的半路婚姻,在一片和谐宁静的氛围中,看起来也是如同大多数夫妻一样,平淡顺遂。两个人因家莉的进修而分隔两地,世骧假期来探望妻子,夫妻二人同游北京,说说笑笑的游览了各个景点,可是在和世骧一起吃饭的时候,家莉的心中想的却是另外一个男人,她进修的同学——刘生。面对这样一种不正常的感情,家莉内心纠结挣扎,文章很真实的写出了一些人在平淡的家庭环境中,在**的中年危机中,所流露出的一种不该有的“情不自禁”。其实真正的感情之路无非是在一条绳索上,并不是让它在高高在上的地方紧绷,而是真真实实的贴近与地面之上。不要被不该有的感情之绳所绊,就如同伸手去握取一倒虚无的光。
书中多次提起宗教,并不纠结于一种,基督教,禅修皆有提及,其实也是对于人性的一种暗示,如同禅悟之道,贵在明心,心亮了,才能照亮人生之路,才会在路途之上不迷失自我。时光一去不返,该原谅的、不该原谅,都试着去原谅吧,既是原谅别人,也是放过自己,岁月本该温暖美好,何苦让遗憾定格?
《去圣伯多禄的路上》读后感(四):想象人们不希望被发现的那些生活
原刊于《大家》2017年第6期 文/黄德海一
如果厌倦了对目见世界的单纯模仿,一个人最容易走向的路是——突然发现了一套自己的方法,就此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和形式,并用这种语言和形式按自己内心设想的模样去表现世界。只是,在表现世界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世界本身,甚至根本没有清晰地意识到世界自身的运行状况。
接着这意思可以引申出来的是,人们在评价一个作品时,往往会自然地把这种突出的语言和形式称为风格,但在歌德那里,以上的情形被准确地称为“作风”——“作风是用灵巧而精力充沛的气质去攫取现象;风格则奠基于最深刻的知识原则上面,奠基在事物的本性上面,而这种事物的本性应该是我们可以在看得见触得到的形体中认识到的。”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写作上作风泛滥的时代——灾难,以及连续的灾难;失序,以及更深的失序;放纵,以及加剧的放纵;痛苦,以致无边的痛苦;困顿,以及束手于困顿;忧郁,以及耽溺于忧郁;悲伤,以及深陷于悲伤……如果说这是一种提取典型现实的写法,那就不妨称其为“灾难现实主义”或“悲苦现实主义”。作风易于辨认和命名,于是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参与其中,却也让他们在不当的鼓励下不再去思考事物的本性和世界自身的运行状况,从而变得越来越浅薄空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文君的小说多少显得有点儿寥落,有点儿淡而无味的难能,并因这难能显出了堪郑重的可贵。
二
吴文君的小说,乍看也不过是多数小说常写的那些事——《去圣伯多禄的路上》是两个发小的偶然重逢,并由这重逢牵连起过往的记忆,痛疼一点点地提醒着她们的不够幸运。仿佛还嫌这些不够平常,吴文君几乎有意把故事中鲜艳的部分拿掉了,避开了所有可能的顶点和激烈的部分,始终让作品保持着静水深流的样态——除非是写作没有特殊心志造成的平庸,稳定的面貌需要细密的技艺保证。
《去圣伯多禄的路上》,帽子串起了全篇——“路边突然缺进去一块。是条很短的弄堂,墙上挂了几排帽子,小贩蜷在折叠椅上低头玩手机。”这是小说开头,帽子不经意间出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帽子是否会在全篇中起作用,会起什么样的作用。
接着,是“我”和小春关于不戴帽子的问答,随后是另外两个女人跟帽子的小细节,“这时我也看到帽子上的五角星了,被她滑稽地推到耳侧。她一定是竭力忍着才没笑,胳膊横到**,一抬腿,做了个大踏步向前进的姿势”。这时候,某些强特征性的事物进入视野,我们隐约意识到,帽子跟这个小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这两个女人或许会起到某种映衬或对照的作用。
重逢引发了回忆,两人同时记起了她们无法忘记的那次童年大合唱:“我们得准备好演出服:军装和军帽,不然只好退出大合唱。”强特征性的事物再次出现,此后,围绕大人给不给买演出服,发生了太多故事,也隐藏着太多的心事,并且几乎就此可以看出此后小伙伴们命运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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