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三步走》是一本由郑永年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改革三步走》读后感(一)：一本关于改革的文章集
这是一本把很多次的采访、专栏合并到一起的一个文章集。谈了很多，但我觉得不够*。
作者所说的三步走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这三步应该依次进行，不能颠倒。作者尤其指出不能先进行政治改革。所谓政治改革，一般是指政治民主化。当然，每一个阶段不是仅有一项改革，而是以一项改革为主，其它改革为辅。
经济改革能做大蛋糕，社会改革能保护和分配蛋糕，作者没有谈多少政治改革的作用，只是说西方民主需要改造后才能为我所用。
总体的观点是肯定现在的改革，西方人把他当做中国形象的维护者。
《中国改革三步走》读后感(二)：谁是既得利益者?
从字面上来理解，既得利益者是指获得了好处的人和群体。仅就这一点来说，和30年前相比，改革开放后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之所以成为热词，是因为不同的人对其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左派（离退休人员和下岗工人）的人认为“既得利益者”是资本家（包括民营、国有和外资三种）和腐败官僚，也就是频繁以奢侈品亮相的“先富起来的人”，而自由主义者（民营企业家）则认为“既得利益者”是“不劳而获”的官僚体系和垄断国企，即“权贵资本主义”。所以下一个阶段的改革的关键，是打破国企的垄断、进一步激发民间的智慧和创造性，还是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体制、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在郑永年先生的《中国改革三步走》一书中，作者将改革分为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三个层面，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迈向富强和民主的改革路线图，按照三步走的渐进式改革，或许能将自由发展、效率优先与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同时实现。
就郑先生所言，中国前三十年基本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处于停滞状态，这是目前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但就我看来，他的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列宁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体制的变革，不可能在政治上完全体现不出来。改革开放前，中央对于地方的管理可谓是令行禁止，批一个户口、发一斤粮票、生产一吨钢材都要做计划和预算，结果是，管得越多，事情越乱，且损伤了民间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而现在，正如温总理所说，“政令不出中南海”，长期以来的问市场而不问市长的结果，就是房地产价格越调越高，地方政府和金融行业以市场之名，将卖地收入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对地方官员说，我没有钱给你们，但可以给政策，你们去杀出一条血路。而现在，除了党权军权、中央直属企业外，中央对地方已经无权可放——备受诟病的中央直属企业和中央财政收入，则是国家行政开支、国防、外交、教育、医疗、扶贫、抗灾的唯一来源，中央对地方的管辖权限越来越少，但涉及地方债务时，却又有还债的义务。所以，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和对“三公”经费的严格审查同等重要。
同样，涉及到经济体制的改革的焦点，比如说，民营企业一直呼唤进入的金融市场，但国家担心其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并非毫无道理。中国和欧美不同，银行和货币的稳定，是关系社会稳定和执政合法性的根源——当年国民党败走台湾，经济上的原因就在于恶性通货膨胀。如果中国的银行出现类似于雷曼兄弟倒闭之类的事件，将会直接从金融危机导致社会危机和政府破产——中国的老百姓不会只是如同美国人一样去“占领华尔街”，很有可能引发全面地社会危机、甚至四分五裂。仅就这一两年民营企业暴力裁员、外企员工连续跳楼就可以看出，吸引大学生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的稳定和福利，还有是对民营企业家的冷血和残酷所感到的恐惧。所以，民营企业要想进入国计民生的领域，还需要从讲利益的商人，转变成为具有政治家胸怀和责任感的社会企业家。
然而，如何将民间商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引向社会责任感和公平正义呢？在书中，郑先生提到中共体制的一个长处，那就是，每个人只有不超过10年任期，依照一定的路线图，都有上升到决策层的可能。同时，中共从阶级党转变为社会党后，各界精英已经通过人大政协参政议政。然而，下一步，是否可以将各界精英引入执政的领域呢？就我看，这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中可以进行尝试并取得突破的一面。首先，建国初期政务院就有很多非党社会民主人士前来执掌部委，而且在目前，教育部和科技部也已经有非党员人士前来担纲。那么，是否可以提名成功的商业领袖来执掌其他部委呢？当然，条件是必须公示财产，公开竞选，与以前所属企业脱离一切关系，必须廉洁和低工资——某种程度上，他们应该也早就不缺钱。我觉得这个假设倒是很具有可行性，直选总理很难，但先从各个行业的部委领导开始直选，倒还是有可能。设想下，如果有朝一日，李彦宏为工信部长、俞敏洪为教育部长、马云为商务部长，那么这几个领域的大学生去创业的人数，一定会超过目前报考公务员的人数。法官调节纠纷时，经常说的就是换位思考，而吸引民间创业成功的精英进入政府部门为公众服务，在某种程度上，至少能培养民营商人的社会责任感，减少目前政商之间的冲突，也能给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无穷的可能性。激烈的社会变革，往往是英雄和英雄之间的对决，相互指责为“既得利益者”，不如在国有和民营之间增加几座桥梁，对话协商之后的换位，或许是大家最终都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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