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三步走》中围绕几个重点的词汇、概念展开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中产阶级、优质民主、劣质民主、皇权、共产党、意识形态等，仅凭这些关键的概念我们就能够自己**出一个改革的粗略图像，郑先生的思考则建立在这些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上，怎么能说他不“自负”、不自信？在我看来虽然目前不能急于下结论说他是睿智的，但我可以肯定他离睿智的计划已然不远了。所谓“改革三步走”这是郑先生中国改革的整体战略构想，“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是一个逻辑演绎过程，在他看来必须要有经济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物质基础，这里所说的物质基础在我理解并非单单指国家的改革储备，还有群众的生活基准的上升。
经济改革在邓小平的决心和努力之下已然打开一片天空，尽管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并不完善，但基本的框架已经建立并开始运转，中国目前的经济效益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经济改革初见成效却并没有能够为政权稳定提供坚强保证，要知道蛋糕做大只是一个整体成果问题，要让每个民众切实感受到才是真正的成功，达致成功的方法就是社会改革。社会改革要面临的问题已经随着经济改革而产生了，要这样讲就是因为很多经济改革的精英都把一种适应范围很窄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广而用之，这种意识形态直接带来的恶果就是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在于中产阶级没有真正的确立起来；在于富二代、官二代的出现。郑先生认为社会平衡的关键力量就是社会的中产阶级，只要中产阶级对国家政权有广泛认同，那么社会政治就肯定是稳定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高度不健全，人们总是成为物质的奴隶没有办法超脱于其外而展开自己的抱负，这样即使在收入上能够衡量出中等水平的一群人也无法真正称得上“中产”，变化的瞬息会让中产变成“低产”。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新自由主义衍生出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能作为我们的选项的，富二代、官二代这些社会畸瘤本身就是令人厌恶的，他们的产生造成了社会与政府的互不信任、造成了社会严重的分层并由此产生的层级对立。这些社会问题是改革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社会改革首先就要针对这些问题展开努力，要强化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建设以及努力将蛋糕分好，让众人了解到蛋糕不单单是国家的更是要惠及广大民众的，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上我们能够做的还有很多，在物质基础已经有一定规模的条件下就要明白共同富裕的重要性，重庆市委书记曾经表达过共同富裕已经是时候做了，晚做不如早做这样的观点，我是很认同的。中国共产党从立党开始就以让全体人民群众幸福为根本初衷，那么就不能轻视社会改革这一承前启后并巩固执政权的重要议程，但是就像很多改革一样社会改革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其中当属利益集团的反对和挣扎为明显的了。自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世界的一份子后，中国共产党便开始了一党执政，想也知道长期执政的一个政党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官僚体系的僵化就是现实问题之一，在这个体系中和体系外都产生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们在维护既得利益上从来不会手软，因此要想进行社会改革并且成功就一定要学会与这些利益集团打交道，而这一过程不能漫长但也不能操之过急，要把社会的整体利益布局的合理化作为改革的最高要求，但是触碰利益集团就要谈及政治改革这一改革非常**和高风险化，它的进行要和社会改革、经济改革一样虽然整体上具有先后次序，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则要同步展开互相发挥作用以促进相互的发展成功。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如果有人至今仍然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只重视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那么他一定是无知的。领袖权威时代已然过去，即使今天仍然由共产党一党执政但它也已经成为集体领导的体制，郑先生认为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中国皇权象征的延续，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是政党毕竟和个人不同，它已经没有了绝对的家族僵化不变的特征，通过考试也有人才的更新。
郑先生的对于中国政治的思考显然已经非常*了，但是一些观点我还是不能认同，可以说它们还是有商榷的余地。司法独立的问题在郑先生看来是对执政党执政的巨大帮助，从理论和逻辑上来看是这样的，因为党对立法权的掌控根本不用担心司法体系对党的领导权构成什么威胁，但是司法上的问题可以说是异常复杂的，我认为仅仅对立法的掌控并不能阻止一些异见派利用法律空子来夺取领导权，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不存在立法，也就一定会出现法律上的操作。政治改革中领导地位的认定是非常重要的，郑先生认为这场重大的改革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是非常切合实际和睿智的当然这样说一定会有很多人批评，但是只要是把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利益当回事的人一定会这样说，只有这个政党最有能力和力量来做这件事，但是他还认为共产党应该学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广泛开放性，这一点就是我所不能认同的关键。开放性对于任何政党来说都很重要，但是我亦清楚开放性都要有一个界限，任何政党尤其属于意识形态型、具有明确党纲和宗旨的政党都要对党员的意志和入党动机进行把关，否则党建就是失败的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亡党，苏共就是例子。至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它并不是以思想建党为根本，这样的一个政党在夺取政权后直接成为了一个为政权而存活的政党，它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和远大的政治理想，因此它采取的广泛吸收社会精英的方法可行，但我并不认为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小国和人民行动党这样的政党的经验能够随意的套在中国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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