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三步走》可贵之处，即在于其从问题出发，将目前的诸种矛盾梳理归类，从大处提出改革策略，并尽量细化到政策取舍中。开篇即提出，“三步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对中国改革的客观逻辑的一个基本观察。
郑永年提出，中国改革应该按照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顺序来分步进行。经济持续发展是得益于此前的改革，目前仍享受着改革的“红利”。只有经济发展配合着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和社会发展，才能支撑政治民主化的最终实现，一味追求选举民主，则会滑向“劣质民主”，只有民主，没有民生。(南方都市报 .nddaily.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社会改革的滞后，造成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难以在社会层面化解，权力阶层和普通公民之间缺少足够的公共空间，社会关系因此变得非常紧张。没有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政治改革也缺乏支撑。
中国的改革在特定发展阶段存在相对应的“主体性”改革。郑永年认为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目前社会改革应是当下的主体性改革。如果越过社会改革，直接推行民主化，会使社会变得激进化，滋生更多难以控制的元素。主体性改革不妨碍其他领域辅助性改革的推行。
不过犬牙交错的矛盾比理论复杂得多。一旦衔接不顺，就会引起严重后果。比如目前民众的权利意识觉醒，但制度设计滞后，在舆论激荡之下，对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施加压力，民粹主义也会趁机复苏。
中国的改革模式与东欧及西方改革模式的利弊，学术界也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议。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不过，也正是因为渐进式改革，中国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时代，改革变得愈加艰难、阻力重重。即使有再好的路线，再好的前景和理论洞见，无法实施又有什么用？
改革还是必须回到执行力的问题，郑永年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开出的方子是“国家制度建设先行，民主化后行”。
要怎么改革：“国家制度建设先行，民主化后行”
即使只有需要改革的共识，也是非常珍贵的。即使关于改革的措施和步骤有分歧，改革的迫切性依然难以掩盖。只有改革，才能维持稳定；只有改革，才能满足民众期望，不然焦虑和失望会继续蔓延；只有改革，才能不断使利益分配更趋合理，化解矛盾。
老一辈人早已看到改革的目标，只是囿于时间没有全部付诸实施。市场经济的方向，中产阶级社会，开放的政治体系等等，都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只是在各方压力之下，要重新凝聚动力，有步骤、有策略地推进改革。
郑永年认为，改革的动力是从下而上的，制度设计则应是从上而下的。目前，国企的进一步改革、中央和地方关系、财富分配体制依然是关键，需要打破停滞状态，向前推进。改革不应成为改革的阻力，当政者应不断团结新的改革力量，不断地打破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保持社会的开放性，防止改革成果为固定集团把持。社会更是如此，流动性越来越差，而流动性差的社会将抑制人们的期望，迫使人们走向极端。
争议最多的政治改革，虽有持续呼吁，但分歧尤在。郑永年认为，虽然有“优质民主”和“劣质民主”的区别，但选举民主依然是未来的方向。不过他也称，如果在社会激进化思潮推动下，急于推动民主，将会把社会导向“劣质民主”，因为民主也需要物质基础。
归结起来，在国内和全球的复杂形势下，改革显得更加迫切和刻不容缓。但失了章法、被动的改革，或许会反而成为改革的阻力，陷入纠结境地。
《中国改革三步走》读后感(五)：改革就是“自负”的计划
读过郑永年先生的《中国改革三步走》后，除了感佩郑先生有关改革思维中众多的闪光点外，还想到了哈耶克的一本书《致命的自负》。郑先生对于改革的看法无疑是非常深刻的，我想我过多的赞扬不如读者自己去发掘，但是有一点是我个人的收获即明白了改革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改革就是一种计划，改革必须对改革对象有一个成熟的看法并以此制定出符合逻辑的完整系统蓝图，之所以想起了《致命的自负》这本书就在于其猛烈抨击改革者的“自负”，它不相信改革者的智慧和能力而只是相信每个群众个体在推动事物中的作用，当然哈耶克主要在强调经济领域，那么我体会到的就是改革就是“自负”的计划，成功的改革是睿智的计划而失败的改革则是愚蠢的计划，而所谓将改革的命运交给群众个体无疑是一种愚蠢的想法，那种改革不是杂乱无章就是“小脚女人”迈不开步子。因此郑永年先生对中国改革的思考就是其“自负”的充分体现，想想觉得“自负”的提法还是不太好听换成自信可能更加贴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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