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信五四的反传统和倡西化，到对五四有一些反思，五四只是凸显了高调的民主，即大革命的民主，而低调的民主，即经验主义的民主，五四思想是相当不够的，这必然形成中国现代思想的先天不足。五四最重要的思想遗产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提到激进思想：激进思想实际上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以人民的名义，神圣的崇尚，去取消、压制个人真实的声音，一是以进步的名义，求新的崇尚，去破坏摧毁优秀文化传统的存在。
我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文革”，就是因为忽视了人道主义，忽视了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发生异化。
我在这一时期（80年代）的文章主要涉及两个大的问题，第一是写真实的问题。我为写真实作理性辩论，赋予苦难文学的合法性存在，我认为只要直面人生，写出生活的真实本来样貌，就一定体现出真正有诗意的思想倾向；第二是人性的问题
80年代中后期，思考的重心不再放在纯文学、纯理论上，开始关心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
与八十年代更多关注中国传统思想的落后、弊端相较而言，九十年代以来，我在批判传统压抑个性一面的同时，又较多忧虑优秀民族思想传统在现代的打断、缺失，以及文化精神的超越性与继承性问题。
（对改革开放）须知这些缺点和消极方面，都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伴生物，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精神领域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自然会好起来。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中国人会不拥护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
我主张：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汤一介，20年代生人，参与中国文化书院。
八十年代主要是提出很多问题来。
九十年代的学术当然可能稍微注意一点，可是浮躁之风就是九十年代开始的，主要是经济大潮把人弄坏了。
我觉得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按照西方的要求来考虑问题，西方哲学它是要建立一个哲学的知识系统，至于这个知识系统能不能实践它不大考虑。为什么我们不考虑中国自身的学术的路径，同时又非常好地吸收西方的一些长处呢？
九十年代以后，我特别关注整个文化的动向。九十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担忧，我就怕把中国传统哲学说得太好了，过分了，容易出问题。
我主张在文化的多元时代，我们还要认真地吸取西方文化的东西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东西。文化发展必须有全球意识才行，不能只看到你自己，而且今后的世界是在一个全球化的状况底下，你怎么能够脱离全球的环境来搞自己的？今后的文化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不仅要解决你自己本身的问题，也应该考虑解决世界的问题才行。
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多元化发展，应有一个以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来认识、来发展我们自身的文化。因为我当时觉得，有些思潮出来以后，走不好就会走偏了，现在还是偏了。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总之，应该百家争鸣。
自由应该是一种精神，民主呢就是怎么来保证自由的实现，因为自由是创造力的源泉，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所以要思想自由。
李泽厚，30年代生人。
文革以其极左的方式严酷地摧毁了人本主义思想，以至于使得那个时期成为中华民族建国以来失去理智、失去人性的文化最恐怖时期。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的心声如洪流般倾泻而出时，这般洪流最敏锐地反映在文艺上，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
美学热符合了社会进步的思潮，也是促进这个社会苏醒的符号。当时社会从文革中刚刚过来，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对生活的正常追求和向往被压抑被扭曲得太久了。
总体来说，美学充当了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翼，或者说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思想启蒙没有满足于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的简单清算，而是向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深处挖掘，结果形成了文化热。
如果把一切问题都推给文化，似乎中国的落后都应该归罪于“文化”，都是国民性问题、传统的毛病等等，其实恰恰掩盖了、取消了阻碍改革的关键所在，变成了“错误人人有份”，这反而不利于改革。
“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四顺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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