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社会急速向“物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最严重问题。除了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制衡“欲望”的机制之外，也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精神资源。
当历史向我们的国家展示大国崛起前途的时候，就应当不失时机地抛弃“造反有理”的旧思路，选择“改良有益”的新思维。
温元凯，40年代生人。80年代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我基本上集中在技术革命和改革的关系，就没有谈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做的所有事都有人在旁边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是自始至终的。
我为什么会从一个科学家变成启蒙者呢，是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使然。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没有错，这些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当市场经济向深度发展的时候，发展观和政策体系当然要做出更新，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与历史评价无关。
中国需要更多的财富英雄。
金观涛，40年代生人。主编《走向未来》丛书，超稳定系统论，注重方法论。
1984年出版《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两三百年发生一次波及全社会的大动乱，我们认为这两个现象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均来自某种共同本质，它们是超稳定系统的一体两面现象。超稳定系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进行强行控制，不允许制度改革和新社会组织的成长，但腐败又是不能抗拒的，起结果是王朝被腐败瓦解，大动乱不可避免。
正式超稳定系统这种一治一乱的机制把中国传统社会束缚在原有轨道上，无论其内部商品经济多发达，都不能进入现代社会。
我之所以重视系统论，是因为不想陷于任何一种单因素决定论。系统论可以使我们跳出决定论局限。
在80年代启蒙运动中，我主张在科学理性之上重建中国文化，包括反思儒家思想和近现代革命传统。
《走向未来》丛书有几个要求：第一，要有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必须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阅读；第四，既要有编译西方的，也要有中国年轻学者原创的著作，还要有结合中国改革实际的。
八十年代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
李银河，50年代生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
文革最主要的教训不就是缺乏民主和法制吗？
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漫长封建传统历史的民族来说，真正的大敌是封建主义，而不是现代文明。
我对当时文化界的信口开河、大而无当十分反感，总觉得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过于轻视经验教育的倾向。
新左派的思考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无论对中国历史还是对中国现实都显得格格不入。（把西方对他们成熟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搬过来，对不上茬）
我相信，虽然改革有很多问题，但是全国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回到改革之前去，如果倒退，中国的发展将推迟几十年，大家还将回到水深火热之中。
民主这个东西肯定是比专制进步。
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才是英雄。敢于抛弃计划经济、敢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邓小平才是英雄，敢于批评资本主义的不是英雄。
韩少功，50年代生人。
寻根当时是少数派的声音。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觉得《河殇》比较浅，对历史的理解有硬伤。但是那时从官员到老百姓都喜欢看，所以那是一个特定的时代：热情、单纯、理想化、民气旺盛，当然也埋下一些问题。
当时虽然只是谈文学，但提倡创造就是反对复制，大背景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应该复制西方。
个人主义比较符合强者的口味，但世上没有永远不败的英雄，每个人在不同层次都是相对弱者，都是需要帮助的，所以还是需要强调公共利益和公共关切。公平正义是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
麦天枢，50年代生人。做报告文学，策划《大国崛起》
我们这一代人饱经政治运动的折腾，因此而荒废了许多时光。但另一方面，我们经历过文革那样的乱世，对社会有反思，又因为身逢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非常关心现实，渴望改变现实。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报告文学热潮不是偶然的，许多作品不是反映一般建设成就，而是积极反映社会问题，剖析政治体制痼疾，表达自己的政治批判意识和呼唤民族的政治思想，满腔热情为改革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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