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八十年代》经典读后感10篇(7)

批判社会有一个道德界限，你不能摧毁这个社会，摧毁这个社会最便宜的方式就是摧毁这个社会的秩序，而这是根本不道德的。

全面的反传统，实际上是一种无知。

我个人最大的变化就是，对全盘西化，持否定态度，对维护中国的社会安全，则认为那是最高的政治。

八十年代有两个特点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个就是一个民族在精神上封闭了几十年之后，出现的那种让人欢欣鼓舞的状况。第二个特征，那时是一个道德旗帜高涨的时代，充满了道德主义的社会浪漫理想，充满了个人无以承担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需要培育社会理性。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来说成绩是主要的，方向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你必须让社会有一个秩序，只要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的生活方式走向现代化，那么其他问题是必然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希望，公众理解“妥协”这两个字的社会价值和理性价值。西方这些现代国家的建立，其标志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妥协合作的方式，来探寻一种新制度，探寻社会利益分配的一种新形式。

现代化是从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内生出来的，这样一种生存方式由于科学技术的背景和现代制度的背景导致了强大的物质获取能力，这种能力在民族国家竞争条件下是以强大和支配力为特征的。因此我们现在只能承认这套规则。

梁治平，50年代生人。《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

我一直认为政治问题是一个表层的问题，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重建问题。

我始终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受到最大**的是文化秩序，是文明。这是涉及中华民族、中国文化能否存在和延续下去的基本问题。今天中国人的处境其实很可怜，就连“我们到底是谁”这个基本的认同问题都没有解决。

八十年代确实有“一切推到重来，重估一切价值”之势。之所以有这种问题，就是思想简单化，接受新中国教育的这一代人其实都是黑白两分法，很简单化，而且这一代人学术根基很浅，对经典和传统文化很多基本东西都不熟悉。整个社会在文化断裂以后没有积累，非常贫乏，又适值开放。

中国好像缺少一种死而后生的决绝精神，老是不死不活。

我认为，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个重大缺失，就是公共理性不足。

八十年代的理想在失落、在破灭，甚至不只是理想破灭，而是根本就没有理想，这个时代不要求人有理想，也不鼓励人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