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晖认为，由于长期以来的历史遮蔽，让秦帝国特殊的历史价值遭到严重程度的错误解读，各种戏说泛滥，更使得秦帝国乃至春秋战国的历史风貌面目全非。要廓清历史消除误读，第一要务便是史观视角，也就是说，站在什么高度以什么样的眼光审视这段历史。秦帝国是中国走向全面法制社会的历史镜子。于是在这部堪称鸿篇巨制的艺术佳构中，作者以文明史作为最高点切入。他力图艺术地再现，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变法图强，经过几代君臣的不懈努力，最终扫六合而一统天下的艰辛悲壮历程。大秦帝国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帝国，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其所以能够绵延如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此，孙皓晖在《大秦帝国》自序中，以人文学者的历史眼光，敢为天下先地说：“大秦帝国是中华文明的正源”，“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
《大秦帝国》只是一味相对丰厚的药引子
小说《大秦帝国》的出版，特别是后来据此改编的电视剧的问世，如同一颗“深水炸弹”被引爆，批评与赞扬的交锋分外激烈。赞扬者评论此书为争民族话语权而鸣，为铸民族新灵魂而作，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剂清醒剂。批评者认为，作者蔑视常识，无视几千年来人们已经形成的共识，扬法抑儒，可能造成新的历史偏见，变成“历史虚无主义者”。而孙皓晖则认为自己是在严谨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历史发展的本质是文明形态的演进”的历史哲学意识，而并没有采取中国人文学界在历史研究方面长期固守于事件陈述、编年考据等技术层面的研究方法。
《大秦帝国》让不少人重读秦，认识秦。但孙皓晖认为，身为秦人，自己对秦的感情在这部书中并没叙尽，“《大秦帝国》只是一味相对丰厚的药引子，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是将中国的文明史传统，恢复定位到以秦文明为根基的中国原生文明精神中去，真正地以宏阔博大的诸子百家洪流为根基，而不是孤零零地矗一根枯木桩子作根基”。
于是，在上述思想的催生下，《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诞生了。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启示什么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首次提出中国原生文明的概念，重新书写了中国前３０００文明史，细致梳理了秦帝国之前中国历史的七大历史性跨越，总结出中国民族五大生存经验。
孙皓晖在书中论述，中国文明五千年，前三千年是我们的文明高原，文明圣土。在这三千年中，华夏族群历经了七大时代——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帝国。在其中的每一个时代，我们的民族都曾经实现了一次巨大的文明跨越。历经七次大的历史跨越，我们的民族终于登上了中国古典文明高原的最高顶峰——秦帝国时代，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疆域的统一，成功地创造了中国文明的统一，给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奠定了永恒不朽的历史生存范式。
此后，自汉武帝时代开始，中国文明出现了千丈瀑布式的历史大落差，开始了两千余年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在后两千余年中，我们虽然也有过局部的文明突破与技术性质的社会发展，但是，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以社会制度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的整体跨越。宋明之后的中国，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理念笼罩下，更是迅速地趋于僵化陈腐。以至于在清末，我们终于沦为几近僵尸的“古老肉”了。
作者认为，一个民族的发展要保持悠长的生命力，保持**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坚实的文明根基。这种文明根基的坚实程度，不仅取决于文明传统的丰厚性，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清醒的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而国家文明话语权的确立，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文明跨越的必备历史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推翻旧史观，直面新时代儒法之争，推崇法家，彰显法治精神，批判儒家文化霸权，认为儒家独尊之后的中国文明失去了此前创造力。在为秦帝国正名中，他明确指出：中国文明的强大与不朽，不在变形的末端，而在雄厚的原生时代。
一面呈现历史，一面解析历史
据作者说，这部书的原本真身，是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的全部解说文字。唯其如此，它的语言才有一定的跳跃性与形象性，会给读者一定的阅读美感。可是，当这部纪录片写完之后，朋友们与作者的共同感受却是，它更像一本书。作为纪录片的解说，它需要大大稀释，从而**出从容舒缓的形象美感。作为一部文明史著作，它却与学院化标准相去甚远。此书既没有长长的注释，也没有开列庞大的参考书目，内文中的批量引号现象也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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