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弄不懂他的秦始皇死了，会与中国“第三次文明大转折始终没有出现”有什么直接关联？时间差那么远，八辈子也搭不上界。要不，他的秦始皇“再活五百年”，“上升趋势”持续上升，或许早在公元前后，至晚到公元500年之前，中国早于西方多少个世纪就可以提前完成“由农耕文明跨入工业科学文明”的历史大超越？难道这就是孙氏说的，他梦中的“直接对接”？这种历史的大超越不需要特别的物质条件（能源、科技的大突破），不需要历史积累性的进步，不需要现代智慧（不仅是少数个人智慧，更需要知识群体的智慧，普罗大众的智慧），只要继续有非凡“人格魅力”的“真实核心”，大力弘扬秦始皇的主体精神，什么奇迹都可以实现。若秦始皇不死，汉武帝不掌权，不必等到进入公元，要蒸汽机发电机就有蒸汽机发电机，要火箭导弹就有火箭导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太农业土气了。这不是在谈历史，而是在说梦或寻梦，白日说呓语吧？怪不得孙氏在大著第一册的扉页上特地写下：“献给——光荣与梦想。”
先秦诸子是古代中国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的思想文化财富。经历由野蛮至文明漫长的更化，总结商亡的教训，经周公的总结，中国文明的基础终于在西周时期宣告奠定。随西周王室衰落，官学不断散至民间，士人殚精竭虑，各展其长，形成“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争鸣局面。这种由“一”而“多”的学术创造运动，推动了西周文化内涵潜能的充分**，丰富、扩充、发展了文化的多样功能，产生出应对政治不同需求的多元性，使中国古典政治学极富弹性。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因此变得多姿多彩，或入世，或出世，或淡定，或狂狷，即使遭遇社会状况、生活境遇的动荡，也可以有许多种人生哲学方式的互补选择，中庸平和，不致一头走到黑。
越是变迁、变动**，越是社会问题丛集，政治危机萌生，先秦诸子之学就会被当作不同的药方来诊治社会疾病，不须国家动员也能自然应生。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点。西汉后是这样，百年前是这样，今天也没有例外。因为孙氏的刺激，我花工夫**了一下动态，才发现不仅有新儒家、新法家，还有新墨家、新道家、新佛家……各立网站，各有粉丝，活跃得很。一次会上，我提到新法家，孙氏紧张地连连否认，“我没有说过”，这何必呢？公开坦率地亮出自己的主张，是公民的权利；同样，批评你的主张，也是别人应有的权利。
历史不会、也不能在“相似”中轮回，重复老路，这是后人没有出息的表现。总结百年学术史上的教训，我好有一比。中医讲究辨证诊治，即使同一类型的病，根据病家的体质状态，必须采用性能不尽相同的药材组成某种药方。所谓药方，就是根据病情与病家体质特点，选择多种药材，巧妙“配伍”，绝不会单独用一种药材的。随诊治状况的进展，药方也在不断调整与增删。医家水平的高下尽在“配伍”得当与否，而其基础则是对数以百计、千计的药材性能了然于胸。不熟背《本草纲目》等等药籍，无以为良医。这就是今天出色的中医难觅的原因，咎在相关教育的放松。同理，无论是解决何种社会危机，单味的一种“学说”，无论是儒家、法家、道家……都不能成为有效的“药方”。更为重要的，时代不同了，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家庭状况、社会结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前此未有的新变化，正像吕思勉先生说的，“由环境急变，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在目前则不复足用”，“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摘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病急乱投药，或是拒绝任何新药材的加入，都不足以治好病，还可能会害人。
对诸子各家“药性”的长短，早在秦亡之后，西汉前期，司马谈就做过出色的概括与检讨：
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觽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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