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的“撒野”，先说浅层次的，用语实在很是轻率和离谱，太不学术。历史分期在史学上最需谨慎，标尺不易确定，不敢随意杜撰。孙氏竟说秦以前中国历史有七大历史超越，已经够雷人的了。待说到“大禹治水”，标题竟然是从“远古时代”跨越到了“近古时代”，没有词义界定。孙氏或许不知道，“近古”最初来自日本史界常用的词，往往与“近世”（前现代）概念互通并用。“远古”之后，中日史界都逐次称之为“上古”、“中古”，“中古”是从秦统一以后算起。孙氏直接越过“上古、中古”，称夏进入了“近古社会”，那么秦统一是不是就进入“近世”（前现代）甚至“现代”社会了，这不是很离谱吗？
再读下去，夏朝是“早期邦联制”国家，商朝是“成熟的邦联制国家”，周朝是“精密的邦联制国家”——真是不得了，这样西式的政制专用词搬到四五千年前的中国，不够“野”吗？在一次出巡演讲时，被听众责问秦帝国是不是专制政权时，他马上说“不需要以西方学说定性”。这里不是西式得更厉害了？吓出一身冷汗的，是先前在讨论“部族国家联盟”时，我似乎说过“有点邦联的味道”。好在，我还没有他那样大胆，有许多限制词，说明也是不得已而用之。在“万国林立”之后，有许多“地区中心”式的“联盟”，东南西北中都有，没有被商朝捆绑在一起的还有许多部族（不少还不能称“早期国家”）或部族国家，而且商的这种“联盟”是松散的，不牢固的。西周王朝实施“大分封”后，已经不再以“联盟”为其发展目标。在中国，正宗的说法，这叫“封建王国”。周天子为共主的西周“封建王国”，与“精密的邦联制国家”概念，风马牛不相及。
从整体看，孙氏的半截子“文明史”（到秦亡戛然而止），除了“总序”有些涉及以后朝代的“孙批”，都是人物事件史加上点文化思想史，人物事件的笔墨占绝大部分，更像是“孙氏新编上古历史故事”，夸张型的、漫画式的。我建议书友还是去读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插图本话说中国系列》上古篇，平直谨慎，价钱还便宜。孙氏写的故事在这里有，还多出了一些被孙氏忽略或不写的内容，没有“乱点歪评”，可信任度较高。
孙氏的“上古史故事”用了不少神话、传说、“伪书”的史料，却不加年代考辨、甄别真伪，一锅煮，全然不知有无犯规的嫌疑。例如完全撇开由新石器考古揭示的“满天星斗”、“天下万国”格局，硬说禹成功发动、组织、领导了“天下”各大族群参与治水工程，禹开天下九州，夏朝时就有井田制等等。不说夏朝至今仍未发现有文字可考的确切信史证据，不问前人对《禹贡》成书年代的考证，不辨即使到了商朝，它能指挥的地域范围有多大（这时已有甲骨文字记载可考，其势力范围东面也仅到今山东潍坊以西），自然也无心思去好好阅读中国早期农业史、水利灌溉史的大量考证研究成果，无厘头地拔高，好大的泼洒“气魄”。
面对同样的问题，被誉称“大饼油条”的青少年读物《中华创世纪》，创作者态度的严肃和功夫的精深，正好是个鲜明的对比。赵昌平说：“历代对史前神话谱系的筑构，都是以排列帝王世系的办法来进行的。到了近现代，虽然加进了考古资料，但对考古资料的诠释往往就有先入为主之嫌。当将数十种互相抵牾的世系对照以后，我反而坚信，排列确切的史前圣君世系，是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读到这里，不禁拍案叫绝，少有的清醒，比专业还专业。他还很谦虚地表白：“不必把《中华创世纪》作为信史来读，而不妨视作对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追本溯源。”对照孙氏的出语狂躁，学风文品的高下，立见分晓。
孙氏以建立中国文明“国家话语权”自任，献策的整体方案是：“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对接的“主体精神”是什么？孙氏最简练的概括，就是法家的“大争”和“血气”。
在孙氏看来，秦以后的两千余年比欧洲的“中世纪”更黑暗，更没有前途。汉唐、宋明不在话下，明、清更是被骂得狗血喷头，直到成了“僵尸般的古老肉”。因此，在他的主张，必须返回到两千年以前对内“血性大争”、对外“有限扩张”的时代，像法家那样杀出一条血路，再出一个实行过“铁血政策”的、秦始皇似的“伟人”，统率全局，君临“天下”。正像他自己意识到的，这个命题“问题太多太多”。所不同的，他说的大多是“伪问题意识”，而他现在设立起来的，却是无视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粗暴割断历史联系，混合长期停滞、虚无主义、激进主义、个人崇拜于一锅的“伪中国史观”。他似乎没有考虑过，只顾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像疯马般一路狂奔，用这样的“历史意识”去处理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会是什么后果，不怕战车颠覆、社会动荡、生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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