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的伪“问题意识”有好多个，其中核心的观点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文明从此跌入“千丈深渊”，“走向了单一动力的自我枯竭”，“才有了漫长而遥遥无期的文明衰变之路”，中国人被儒家害得全体得了阳痿病，缺少了强势崛起的胆略与血性。
挑战“旧史观”之所以说不容易，因为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艰苦的史料辩驳与史实论证，正反、反正地反复进行，直到自己的立论不被证伪。奇怪的是，对这样一个据说是关系中国历史全局“重大转折”、颠覆两千余年历史走向的“核心观点”，除了一纸简短的“死缓”判决书外，对秦以后的历史几乎无一语事实陈述，更别说对朝代、制度之间进行过切实的比较研究，只有一种粗暴的定性：以儒家为主流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力。如果孙氏崇尚的“法治”就是这样粗暴地审判历史和人物，我只能说：恐怖。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年代，说你什么就是什么，不准还嘴，不准辩解，否则就叫“态度不老实”，一阵乱棍齐下，直打到你闭口为止。侥幸的是，目前孙氏尚没有这样的权与势。
我很怀疑孙氏究竟读了多少书，是怎么样读书的？对中国政治制度史有过系统的阅读吗，难道不知道“汉承秦制”几乎是中外公认的历史常识？熟读二十四史的老人家，特地写下“百代犹行秦政制”的诗句，昭示全国。二十四史，你比他老人家还读得多吗？关于汉武帝是否完全“独尊儒术”，手下的人当时就说他言过其实，以后的专家不知写过多少文章考证辨析。秦帝国设有博士制度，员额七十人，模仿齐国稷下学宫制，各家都有，儒生还随同始皇帝巡游祭山。王国维说过：“秦博士亦议典礼政事，与汉制同矣。”有人根据《汉书·艺文志》的统计，在汉代存世的“六艺之学”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道家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阴阳家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法家十家，两百一十七篇；名家七家，三十六篇；墨家六家，八十六篇；纵横家十二家，一百零七篇；杂家二十家，四百零三篇，等等，公允地指出：“无论在现实政治上，还是在纯粹学术上，儒学并没有获得绝对的独尊，同样，百家也没有被真正地罢黜。”更为紧要的，近三十余年来对秦陵、秦汉简牍等新史料的研究，人才辈出，成果赫然。专家们较为普遍地认为，秦文化的发展过程里，既有商周的，更有六国的文化因素被包容在里面，也保存有原始巫术、原始祭祀乃至杀人殉葬等“野蛮”风尚；周公的礼制与刑治思想，儒、道、法、墨诸家既各各对峙又互有渗透，这些文化因素在秦国都被采纳、接受过，最后成就了前此未有的、寓有多样性、地域性的帝国“统一文明”；秦律受六国，特别是魏律、齐律的影响明显，但“轻罪用重”的法家原则使之变得更严苛、更细密。先秦以来，多种学说、多样地域文化在“百家争鸣”中具有综合交融的发展趋势。诸子学说的综合，起于荀子，中经《吕氏春秋》，到西汉汇为大观。孙氏完全无视，或者说故意向读者隐瞒了这种学术研究最新成果，这对自称批驳、“颠覆”旧史观的题材来说，是一种极不老实的做法。
我曾经反复思索，孙氏何以会产生如此偏执的“历史观”，如此不通常识、不近情理？有些猜测，但没有把握。若从曲谅的角度辩护，他是对老乡秦始皇过于溺爱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好恶过甚，失去理性。说他溺爱，根据还是有的。例如整整一册书，二十余万字，写“大秦帝国”，竟然没有一章、一节甚至一小节写“秦短促而亡”，似乎有不忍之心。
对秦始皇的死，孙氏在书里把事情说得非常诡异阴森：秦始皇的突然死去，“是整个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灾难巨变的最深刻典型”；“至少，一个君主制时代的帝王，年届五十，而始终对国家权力继承人的确立保持模糊状态，这是非常偏离常态的危险做法，荒诞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引者小注： 五十岁在今天也还不到退休的年龄，是你孙氏荒诞，还是始皇帝荒诞）。接着又说：“虽然，这是一个文明大历史中的具体节点，但是，它恰恰是足以撬动整个国家机器并使其轰然陷入历史峡谷的那个最重要的支点……一个光焰万丈的历史符号，突然消失在我们的文明天宇。历史的上升趋势突然中止了，我们的民族始终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家文明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一不小心，孙氏得了心理狂躁症，变成中国的“尼采”。但不是喊叫“上帝死了，上帝死了”，而是叫喊“不得了，秦始皇死了”，全人类沉入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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