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暮色中回家，/在暮色中失去最后一丝热量，/多么苍白的一日，/多么平庸的一个人，/这一天中我流尽了全身的血液，/我的灵，我的魂，/它只能疲惫地/牵着我肉体的影子飘行。/而忧伤，像一条忠实的癞皮狗，/多年来就一直跟随我。
天空正在隐去最后一丝蓝色，/新年的雪已然变黑。/一群乌雀，还没有停止喧噪，/在**的枝头啄食着残余的微光。
我骑车穿行在暮色里，/后面的女儿，默默地伏在我的背上，/她也累了，/她把过剩的力量都夹进了课本，塞进了书包，/多好呀，她小小的内心还不知道生活。
风从前方吹来，/我稍稍弯下冰凉的**，/只有那一小片后背，传来女儿的温暖。(2007.01.08)
你在这里明白了何谓“救赎”——在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度里，亲情、爱情是光，是暖，是希望，是普渡的慈航。有了这些，人就永远不会被打败、被击垮。
六、诗歌除了“思”，还有真情、奇趣。技巧和语言是最后的部分。
许多诗作者都运用大量的修辞与华丽的词汇，以为这样才能是诗。其实修辞与丽句与诗和思关系不大，甚至只是诗歌最次要的部分。
李寒的一些诗作中也掺杂着笨重的修辞。比如里“那些城市中的可怜人，/多像走动的吸尘器”，“电视塔形同巨大的注射器”（《浮尘》）；满天星“是一粒粒水晶”（《满天星》），“大雾像一场难缠的爱情”，“我，一个骑车子的人，一只低空飞翔的工蜂，一粒湍急车流中的蚂蚁”，我的内心“像收割后的田野……一片空茫”，“对着大雾诅咒……如同逝去的青春”（《 大雾像一场难缠的爱情》）；“蜂巢，一枚灰色的莲蓬，铁铸的一般/焊接于松枝之上”，“那些细腰的精灵，飞来了”（《蜂巢》；还有“像西绪弗斯”、“如堂•吉诃德”等……都显得过于直接，有时候这些轻易得来的意象不仅不能增加诗意，反而消解着诗的氛围和气场。
到了2006年秋天以后，李寒的诗里越来越多的出现生活叙事，因为他的所指甚明，所以那些修辞减少到几乎是无，句子越来越干净，如同《晴朗》一诗中那样贴近心灵。
诗人向上的质变就是这样，突然掉头，没有理由，但却留下了痕迹。
我敢断言，此后的李寒，不再属于哪一个诗派，不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或“第三条道路”，他不属于哪一个阵营，恐怕也再难指认他受到哪位前辈诗人的影响，或有着某某某的痕迹，他只属于自己，因为他已是一个成熟的诗人。
七、李寒的译笔是“信达雅”的。
严复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他提出了“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但是中国的译者真能做到这三条的不多，即使严复自己也没有做到。后来鲁迅与梁实秋发生“直译”与“意译”之争，都说明了翻译工作是难以讨好的。
但是杰出的译笔会给人更多启示。20世纪末杰出的小说家、杂文家王小波在随笔《用一生来学习艺术》中说，他受益终生的文学作品首先是两部译作，一部是王道乾先生译的杜拉斯的《情人》，一个是穆旦所译的普希金的《青铜骑士》。他说：“我将杜拉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看作我的老师”，因为他们使人们认识到“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王小波说：“我没有读过大学的中文系，所以孤陋寡闻，但我以为，人活在世上，不必什么都知道，只知道最好的就够了。为了我知道的这些，我要感谢杜拉斯，感谢王道乾和穆旦——他们是我真正敬爱的人。”
我读过关于阿赫玛托娃诗作的多种译本，但是李寒的译笔是最好的。我觉得，诗人翻译诗人的作品才会最好，因为他们惺惺相惜，并有二度创作，能做到“信达雅”的结合。
八、各得其所。
写下如上这些随笔，是在2009年圣诞节。我在日记里还写下《各得其所》：
冬日的校园，/一个晴好的中午。
我读着一本诗，/顺手写下随想，/若有所思地走到阳台/吸一枝烟。/一个女孩捧着书/在小广场上走来走去，/她在背诵或朗读。/一位老妇在行走器上健身，/不时侧过脸/看看跳格子的小孩。/稍远的地方，/是一位老人在遛狗。/在他们旁边的马路上，/不时跑过一辆辆汽车……
阳光很好。/阳光下的人们/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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