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起初拿到这本新书，面对着目录里二十九篇弟子所撰怀想师长的文章，颇有些犹豫。
翻开编者序，开篇编者即拈出“怀旧”二字，令人豁然开朗。编者道：“对于年轻的学人来说，‘怀旧’是一项和学术研究同等重要的工作。它让年轻的学人得到慰藉、鼓励和前进的力量，也让年轻的学人找到重新出发的灵感和勇气。”是啊，放下一定要从书中获取些什么的功利想法，仅仅为了从繁重的课业抽身，踏上一趟“怀旧”之旅，何乐不为。
于是欣然展卷。二十九位作者基本上都是人文学科耳熟能详的著名学者，其中王兆鹏、陈平原、许纪霖等人也曾有幸亲承教诲，所怀师长更多是鼎鼎大名的学界泰斗，读来并不生分。
依旧有“世说新语”。如读王汎森文，得知余英时的家学渊源（母亲为张廷玉后人）、同是美国常青藤名校，也有“劳斯莱斯”和“福特”的区别，尤其是看到：“各位如果有机会去香港中文大学，可以看到新亚书院的一个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历届校友的名字，第一个毕业生就是余英时先生”，让我这“旧”怀得懊悔不已，我曾三次去过中大，也注意过那排纪念碑，却没细看过排在第一的名字，错失了致敬的机会。
少不了“忧患人生”。罗志田谈到张芝联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组织安排而被迫学术转向：“对眼界真正开阔者而言，改行本不甚难，也并非全无好处。不过转换领域之后，要能出口成章，也还有一个适应和积累的过程。愈是治学严谨之人，这一过程愈不会短。”令人感慨；韩钢《生命最后的大事记——悼龚育之老师》，记叙龚育之带病坚持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令人动容；甘阳《梦邹谠》一文谈到邹谠曾说他不相信自己活着还能看到“这一村”（指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令人扼腕。
同样有“理论阐发”。如秦晖《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一文，用了全书最多的24页篇幅，详细讲述了“亚细亚国家”理论、“共同体”概念、“两种类型”说、“两个阶段”说，指出了“农民战争”与“农民暴动”的区别，“民变”与“佃变”的区别，分析了“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等。让读者获益匪浅。
更多的是“治学经验”。沈卫荣说：“如果对学术权威的学问并无深刻的领会，对他们的学术方法、成就，以及他们的局限和不足没有专业和历史的把握，却对他们的生平轶事和人际脉络了如指掌，说起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则是一种十分令人讨厌的中国毛病，凸现说者追星式的幼稚和无知。”读来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赵俪生言：“兴趣不可过多，多有骛则少有成。一个主兴趣，配几个副兴趣……总要求其互相邻近，以免浪费精力，且可配套成龙，一艺多技。”自己确实也犯过这个毛病。
至于书中无处不在的“师生情谊”，我特别注意到钱志熙曾觉得恩师陈贻焮“有些地方太过于温情”，“但是一个自觉的人，当意识到自己在受到这样一种忠恕的包容后，会显得更加的惕励，生怕终竟有一日因为自己的实在不太像样而终于失去这样的厚遇。”令我警醒，因为我的导师对我也是一贯的包容，总以鼓励、肯定为主，我一定要加倍努力。
编者在序言结尾处写道：“薪火传承本是动人的风景，希望也能构成继续前行的资源。” 两位编者都是八零后，其中一位是我读本科时的学长，当年在大学校园里即有“才子”之誉，后南下北上，转益多师，学力日益精进，交游亦广，今蒙其与同伴采擿孔翠，网罗菁华，奉献给我们这本新著，拜读之后，获益良多。对于年轻学人来说，无论是事业未成还是事业已立，这一趟怀旧之旅都值得“慢慢走，欣赏啊”。
《另一种学术史》读后感(七)：一种难得的缘分——读《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
一种难得的缘分
——读《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
这是一本学生写老师的书。
这也是一本怀旧的书。
这还是一本温暖的书。书中所收，基本都是怀念、回忆之作，在表达对恩师长辈的敬意、对学术薪传的敬畏之外，更多地为我们绘就了一幅两代人之间的学术薪传地图。对于某一学科，作为外行的我们，读过之后只需按图索骥，即能了解大致的发展脉络。比如秦晖的《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或许我们对赵俪生、秦晖师徒的研究一无所知，但读过此文，对于这些学科的传承、发展便一目了然。通过阅读，获得知识之外，收获更多的是这种一代代之间学术对话的温暖，一代代学术道路碰撞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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