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中的作者有些并不是自己所回忆师辈的及门弟子，比如罗志田就并未在张芝联门下受教，许纪霖也只是与王元化有过比较多的私人接触，然而由于精神气质的相似，他们与前辈学者的交往与心照，同样构成了学术史传统塑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两位编者能如此开放地编选文章，大概与他们的初衷有关。在他们看来，人文心灵的退缩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编选一本回忆文集，在这样的时刻就不仅仅只是怀旧，而是希望能“让年轻的学人得到慰藉、鼓励和前进的力量，也让年轻的学人找到重新出发的灵感和勇气”，这样一本充满人情味的“学术史”即便不能完全承担起此等的重任，但愿它至少能是一种慰藉。
发表在《新京报》
《另一种学术史》读后感(五)：有“人”的学术史
“中国学问有二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治学的人，自然首先要弄清“物理”，明辨是非。然而止于“物理”，在学问中看不到“人”的踪迹，这样的学者与一部百科辞典或者一台电脑何异？从这个层面上讲，学术的薪火相传就远远不止知识的言传，一代代学人在前辈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独立人格与人文心灵才是学术史的灵魂。最近涌现出来的大量涉及前辈学者的回忆性书籍与文章，之所以能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大概也正是春风化雨的温情所致。最近出版的张春田、张耀宗主编的《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则是将这些个人性的文字拢聚起来，通过29位著名学者教授回忆师长的单篇文章，向读者展示更加宏观更加生动的学术传承史。
诚如陆谷孙先生在回忆复旦大学英语系教授杨必女士时所说，“传统这东西虽然看不见，**不着，却是绵延不绝，相嬗于无穷的。”这些回忆性文章中，作者在具体提到知识启发的同时，说得最多的，还是师辈在言传身教的过程中给自己带来的方法指导，以及在更加私人的交往中感受到的人格魅力。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巫鸿在回忆张光直时，讲到自己的报告与论文虽然十之七八都由张先生亲自辅导之后，还特意补充道：“但他对我的影响仍然远远超出这些具体的指导……我自以为从张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学科的认同更为深刻，牵涉到何为学问、何为学者等根本问题”。巫鸿坦诚地讲到，像他那一辈的读书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太多，学术的根底并不扎实，即便是因为一篇论文而有幸获得张先生的青睐，得以进入哈佛大学，但是如果没有张先生的指导，以往治学中的断裂和漏洞则恐怕很难有机会再获补足。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中的作者有些并不是自己所回忆师辈的及门弟子，比如罗志田就并未在张芝联门下受教，许纪霖也只是与王元化有过比较多的私人接触，然而由于精神气质的相似，他们与前辈学者的交往与心照，同样构成了学术史传统塑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两位编者能如此开放地编选文章，大概与他们的初衷有关。在他们看来，人文心灵的退缩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编选一本回忆文集，在这样的时刻就不仅仅只是怀旧，而是希望能“让年轻的学人得到慰藉、鼓励和前进的力量，也让年轻的学人找到重新出发的灵感和勇气”，这样一本充满人情味的“学术史”即便不能完全承担起此等的重任，但愿它至少能是一种慰藉。
（《新京报》2012年1月14日“书评•历史”版，发表时有删节，此处为见报文字）
http://epaper.bjnews..cn/html/2012-01/14/content_310023.htm？div=-1
《另一种学术史》读后感(六)：一趟怀旧之旅
年少时爱读前辈学者的轶闻趣事，原因倒也简单，高文大册，读来吃力，“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故而另辟蹊径，择其易者而从焉。用陈平原的话说，这叫与先生们“结缘”。文章最好是弟子辈写就，既鲜活又可信。何兆武的《上学记》、蒋寅的《立雪私记》、余历雄的《师门问学录》读来都是津津有味。
待年岁日增，知道学海无涯，拿起一本书来就少不得几番掂量。对这类文章的兴趣也渐渐淡了。文坛掌故、学界八卦知道的再多，也只能聊作谈资，不如踏踏实实地去读几本前辈们的学术著作；一味感慨前辈们的治学辛劳，不如化作自己的身体力行；至于各有所长的治学之道，学位读到博士，再去寻求，既有亡羊补牢之嫌，又有乱花迷眼之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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