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在最近一次的访谈里面提到的当下人文研究的两个趋势，值得认真对待。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消失。他说：“罗素•雅各比写《最后的知识分子》，他所讲的其实很多都是1970年代的东西，他认为那时候已经是‘最后的知识分子’了。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觉得对社会舆论最有影响力的不是学者，而是媒体，尤其是媒体评论人、专栏作家。学者很少或偶尔才对现实问题发言，大家拼着命就是发表论文。这次核危机，也可以看出台湾学者和现实的一个困境，就是愿意以整体而比较宏观的视野来观察、省思一个问题、做一个合情合理的评论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大部分人都变得非常专门。着眼宏观的人，大部分都是写教科书的人，或‘不务正业’的学者及专栏作家，有学问的人反而没能做或不屑做。在我的学生时代，我同我的老师如果能以知识分子来自己期许的话，那就意味着要去做很多事情，要承诺很多事情，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现在如果再这样，似乎觉得你太古板、太老派了。我在台湾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状况。但我总是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应当有公共责任，还是不应该从社会撤离。‘知识分子的撤离’是一个大警句。”
另一个现象是作为全球现象的人文心灵的退缩。他说：“整个世界的人文心灵都在退缩，这是一个全世界共通的问题。因为过度竞争，思想、精神层面都会世俗化，往下降低。我对这句话的解释很简单，因为你要竞争，你就要有看得见的标准，就要把看得见的东西都统计化、数字化。过去那些属于人文的、精神特质的、地方特质的、传统性的、没法量化的东西，在竞争时就算不进去，就会居于劣势。所以大家都拼命做那些可计算的东西，使自己在竞争中高一点。结果就是大家一起往下降。 这本来是以美国为主的，但是现在，这种趋势已经传向全世界。所以，属于精神特质的、带有人的主体独特性的、带有人文学科早期特质的那种东西，现在的处境都很难了。全世界大学的整个气氛越来越紧，以前那种自然而然、悠闲自在研究学问的气氛没有了，每个人都急得不得了，不停地开各种策略会议。当然，与18、19世纪现代大学兴起的时候相比，现代大学的功能增加了很多，但是不能永远增加下去。这都是我对当代人文心灵环境的观察。我很为此忧心。”（《学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文汇报》2011年6月6日）王汎森先生所提及的学术的“统计化”以及“量化”，这一方面有可能形成良性的竞争，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些在具体操作层面涉及到学术资源的分配加上社会风气的变化（用1990年代初期的套话来说就是“商品经济大潮对纯洁学术的**”，这在当时听起来不免有点“书生气”，有点不知“窗外事”），很有可能导致学术的“山头化”，学术共同体可能变成利益关联体。
说今天是一个“大师远去”，学术“碎片化”的时代，大概算不上大放阙词。这并非是简单指责当代学术混局乱相，而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内在的评价标准在激烈的变化之中，在不断地争论、磨合。这其中既有某一学科内部的争论，也有跨学科的争论。不同的学者对于“跨界”作品的评价其实很不一致，这里面的是非不是简单的“态度”问题可以说清楚，或许我们倒是可以偶尔适当抽身其外想一想，为什么“跨界”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这里面大概不单单是学术自我生产的需要，更是时代某种变化带来的影响。与以前的“权威时代”不同，有人可以一言九鼎，争议随之慢慢化解。现在是大家的学术水平可以打个平手，在内心里未必谁就服气谁，最后要么是大家面子上过得去，一团和气，要么就是争锋相对。既然有立场之争，也就难免掺杂着意气之争。本来争论是好事，不必要故作“公允”或者“费厄泼赖”来取消问题意识，可争论一旦被牵扯进所谓的“心机”、“态度”之类的话题里，反而失去了之前的问题意识，这也恰恰是发达的媒体时代给学术论争带来的挑战。媒体在学术论争之中扮演了双刃剑的角色。学术论争一旦成为公共话题，对学术究竟更有助益还是更多败坏，值得认真思量。当下学术“碎片化”时代最容易出现的现象就是，学术论争往往无法沿着既有的问题框架进行，而是言在此意在彼。这对于推动学术的好处就是让学术与社会的互动更为紧密，逼迫一些人文学术的研究回到“源头”，回到社会生活，对学科的基本问题进行重新的提问，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促使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跨学科”研究颇为繁盛。而可能的带来的问题，就是既然问题的争论无法*，那么只能在一些“态度”、“心机”等话题上打转，最后造成学术论争完全受制于外力，而越来越失去自己的规范和自我约束，直接后果未必是学术风气的大坏，而是学者的自我分裂和学术的“繁盛”背后的平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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