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大学生，她只是在走自己的路。在都市与家园之间，不是一转身就能看穿的雾霭。在爱情和恩仇之间，不是善良就可以化解所有的锋刃。作者塑造了香兰这个人物，她正期待着 “非普通读者”的拯救。作者希望你能挽救这个女人，从流言蜚语和对社会道德的不断越矩中，解救出一个用深沉的忧郁和疯狂的表演来刺痛这个世界的女人，一个揉碎了爱情来探知生命底线的、正在归途的女人。
香兰离开故乡，是为了真正的回家。而此时，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中国情人》读后感(七)：“中国病人”调研报告（梁晓声）
杨燕群是我教过的学生。她五年前大学毕业了，一年后考回本校成为研究生，现在又已毕业。
在读本科时，她表现出了对于写作的热爱，渐至痴迷。那时她已发表过几篇散文和小说，我觉得写得挺好——因为即便和她一样对写作表现出不同程度兴趣的同学，所写大抵是初恋，而她写了她的阿婆，写了她家乡湘西一带侗乡里的一些人和事。以真情怀和情愫写他者之命运，写使我们人性变得温良的事物，是我一向对学子们强调的。那么，我当然多次鼓励她，肯定她的写作意义，并称赞过她。
这部小说是她的长篇处女作，是她在本科毕业后，工作极不稳定，承受着生存重压的情况之下写完的。我如果不是第一个读者，起码也是最早读到的人之一。
我对这部小说的初稿不太满意，给予她的看法几乎是否定的。因为在初稿中，基本内容是一名文科大学女生毕业之后漂在北京，与三个男人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我认为北京不是大学毕业生唯一的生存之地。所以，即使主人公香兰有值得我同情之处，但我的同情是大打折扣的，对香兰这一人物的评价是批判式的。而这与燕群的创作初衷是相反的，她要唤起的是读者对香兰的大的同情。
那时，这一部小说似乎已很可能出版。我写了一篇序是《中国病人》，在序中坦率地阐明了我的看法。这一部小说后来没有出版，而我的序言却收入了我自己的一部集子。
那对杨燕群是一件感伤的事——她似乎认为我的序等于对她的处女作判了死刑。她往我的信箱里投了一封长信，毫不讳言地承认她觉得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她成为研究生之后，我与自己名下的研究生见面时，每让别的同学通知她。往往，并没有通知，她也会到，如同也是我带的研究生。
我几次当着别的同学的面提到她这一部小说，并且几次问她，难道北京是大学生唯一的生存地？她承认不是的。又问，那你笔下的香兰为什么不肯回到家乡省份的城市去？难道全中国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城市都一概必将埋没人才？她承认也不是那样。于是我下结论——我认为你笔下的香兰病就病在这一点。她与三个男人不清不白的关系，与其说是苦难，莫如说是一种宁愿的选择。
在燕群读研的三年中，各二级市、地级市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也逐年严峻起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从前是，从北京高校毕业的学子不屑于回去；现在是，连家乡省份的省市也回不去了。因为在那些城市，大学生找到工作的机会比北京更少，就业也是更难之事了。故我有次对她说，把你的小说改出来吧。你不是将它定名为《漂泊的女儿》吗？现在对于香兰，漂泊在北京的命运差不多是无奈的了。
我希望她能在小说中加强香兰这一人物与家乡和家族人物的关系，要表现这一人物在北京和家乡之间进退维艰的心灵和难有立足之地的处境。
现在我读这一稿，觉得她听进了我的意见，并且努力那么改了。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她写到亲人和家乡时的文字，远比她写香兰和三个男人的关系时更好。大约因为，前者是从心里流淌出的文字，而后者是为写那么一类关系而写的文字。
我现在开始认为——香兰这么一名来自偏远农村的女大学生与三个北京已婚男人的那一种真真假假、纠缠不清的关系，未必就没有表现的意义和价值。众所周知，那确乎也是北京的一种当下世相，也可以说是北京的一种病症。至于香兰这一人物，我依然觉得是一个“中国病人”。她在北京被感染上了心灵的“SARS”，不是因为她体质弱，而因为她是贫困农村的女儿，更主要的是——她没了退路。
这样的香兰，我认为，不但值得同情，而且对于观察社会病态，也体现着某种病例特征。所以我此篇序，还是要在标题中加上“中国病人”四个字。不但香兰是“中国病人”，那三个男人也是，患的是“中国颓靡时代综合症”。此症极具传染性，对精神的危害大于对身体的危害，最终使人灵魂坏死，变成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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