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人》读后感(十)：爱很短，忧郁很长（转自杨风岸）
“夜的暗潮从窗户涌了进来，在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澎湃。”
燕群改毕《忧郁的情人》，将定稿给我读了一遍。依她创作之初的拟设，这部小说当是一帧泛写当代众生相的浮世绘卷，但这楔子的第一句，却分明只属于一个人的心灵——本来对普天之下的人们一视同仁的夜色，却单单澎湃于一个女子的斗室，同样澎湃的还有这个女子无可救药的忧郁。
“社会的阵痛”固然没有离开过这部小说，而从夜色澎湃的那一刻起，纯粹内在于人物的某种精神的追索，也与叙述的延展如影随形。诚如书中所言，没有哪个人物完全可爱或可恨，人人都是孤儿，人人都在受伤，也将伤痛转嫁他人；然而，这些似乎本来都不必发生。倘若仅仅甘于生存的庸碌，哪怕是能够安于物质的餍足，香兰都不会如此饱受痛苦和满心忧伤（对比一下王梓和香梅的人生轨迹），而本已衣食无忧的商人汤乾坤、教授李诚和官员朱卫国所受的情感磨折，似乎更迹近于无事生非，自寻烦恼。他们的苦难，诚然是社会转型时期**阵痛的一部分，但同时更是一种“自苦”，因为他们面对着一切因陋就简的现实，却不能自拔地渴念某些真诚、美好而永恒的东西，渴念的狂热灼烧着他们本已有限的生命，令他们**而“忧郁”，却不甚自知，更无所适从。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这种精神渴念托付给了爱情，其中所有的美丽与猥琐，热望与绝望，可能与不可能，一点一滴地汇聚成了一部漫长的心灵史。
香兰是用整个身心实现自己精神渴念的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个被猝然投掷到冷酷现实中的校园诗人，她把一切美好的希望都诉诸诗歌，来作为抵抗蝇营狗苟的唯一利器。凋敝的日子一再碾压着她，她依然紧抱着她的诗稿踽踽而行，同时令她不能释手的，还有她的尊严、希望，以及一向真挚的忧郁的爱情。然而，诗对胆敢拥抱它的人来说永远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尤其是在它假爱情之名而行的时候。像香兰这样不甘于生命的委琐庸碌，而在“醒来时悲痛地呼喊”着的人们，总让我想起诗人丁尼生笔下的少女夏洛特：夏洛特被囚禁在城堡当中，注定一生只能从一面镜子里眺望窗外的世界，却厌倦了镜中日复一日平板单调的风景，夺门而出，去追寻路过的英俊骑士兰斯洛特。她的镜子从此碎裂，她失去了从前无知的快乐，更在颠沛流离中耗尽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香兰藉以孤独漂泊的诗情，正如同夏洛特划向兰斯洛特城堡的不归之舟。她没有像夏洛特一样归于尘土，但我们看得清楚，她那诗情画意的忧郁如何在无休止的欺骗、漠视和磨折之下渐渐从她的灵魂剥离，浮上身体的表面，和俗艳的妆容一样，成为一件惹眼的装饰，与周遭纸醉金迷的世界相得益彰，下面却深藏着难以言表的悲哀。
香兰是惹人心疼的。诗人总是惹人心疼的。那种诗意的渴念，还有它转生而成的爱情，更是注定要惹人心疼的。汤乾坤不愿意承受这样的心疼，所以他在现实中如鱼得水，而只将爱情当作无聊时的点缀。自诩爱好中国古典哲学的他以“中庸”自命，以为如此游戏人生，便可以在情感上毫发无损。他对香兰的爱，起初和他自己“在天为龙在地为蛇”的书法、还有印有易经研究会头衔的名片一样，不过是附庸风雅的一部分。他占有香兰如同占有一件足以自炫的传世墨宝，面对茕茕孑立的香兰时“心痛的感觉”，则是他盛筵之后消食化积的一杯苦茶。然而，在这样的游戏中全身而退，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容易。
汤乾坤在无数次的假戏真做之后，终于发现自己其实不甘于叶公好龙的爱情，他对香兰的同情，甚至可以说真爱，要比他一向乐于承认的深挚许多。可是，香兰此时却已然不复往昔，心如死灰。像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一样，汤乾坤在真正触碰到爱情的同时，就永远地失去了它，只好退避到自己一贯的麻木不仁当中，永远地孤独下去。游戏者赖以逃避忧郁的游戏，竟成了全部忧郁的源泉，这是何等强烈而凄怆的讽刺。
李诚不愧为一个哲学教授，和香兰与汤乾坤不同，他对自己的精神需求有着清醒的认知。但他和汤乾坤一样，不愿因不顾一切地追求内心生活而给自己的物质利益带来任何风险，其自私和精明，甚至更在汤乾坤之上。汤乾坤的自我解脱之道，是满足于肤浅的附庸风雅，李诚却执念于深切的自我陶醉。他用自欺欺人的幻想充填自己全部的精神虚空，在对现实无能为力时，这幻想就成了他自我麻醉的精神鸦片。他自命清高，洋洋自得，自导自演了一场又一场爱情的暧昧和纠葛，把自己想象得风流倜傥，以弥补他内心深处的自卑和婚姻生活的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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