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多年来早已对人们那种好奇的、盯住不放的、冷漠的目光习以为常，所以，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散步时或剧院里遇到这种情况，她都不在意。但万圣节的那天夜里，她却以愉快的心情接受人们对她发自内心的赞赏，并不像以前那样将它看成是好奇、嫉妒、恶意的表示。打从堂阿尔瓦罗在广场上出现后，安娜的脾气变了，她好像从一个枯燥、寒冷、令人厌恶的地方来到一个充满阳光、温暖的场所。她将这种情绪上突然发生的变化迷信地归功于上天的意志，认为老天爷决定事物的进程，就像经验丰富的作家，对每个人命运中该发生的事做出安排一样。虽说她并不认为这种看法也适用于其他人，但用到她自己身上，她认为相当灵验。她深信，上帝经常在对她启示，让她有机会获得教益与忠告。这也许是安娜宗教信仰方面最深沉的东西。她相信上帝对她一生的行为、命运、痛苦和欢乐都给了直接的、明显的、特殊的关怀。没有这种信念，她就忍受不了在她悲伤、乏味、常常走错道路的一生中遭遇到的种种挫折。她认为，自己陪着一个庸庸碌碌、脾气虽好生活方式却令人讨厌、怪癖成性的男人生活了八年（那是没有爱情、没有火一般**的八年），如果不想到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是上帝在考验她灵魂的坚定性，那她早就没法忍受了。她相信自己的信仰正受到上帝那无形的眼睛的赞许。无所不见的上帝也在注视着她，对她表示满意。庭长夫人的虚荣心需要这样的信念，免得被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本性所动摇，走上歧途。
在讲经师的忏悔室里，她发现了“美好的灵魂”，发现了“超越斐都斯塔的精神”，她将这种发现归功于上帝，认为这是上帝对她的启示。
现在，安娜见到那个仪表堂堂、骑着高头大马（马的欢腾打破了令人忧伤的寂静）的人后，内心突然发生了巨变，她毫不犹豫地相信她内心发出的那种要独立，要爱情，要欢乐的呼声。她离经叛道的时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长。那天下午，她一直在想着下面的事：行尸走肉般过日子是荒唐的，爱情是年轻人的权利；斐都斯塔是平庸之地；她丈夫只是个令人尊敬的监护人，她只有为他保持躯体洁净而没有保持心灵洁净的义务。心灵是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她丈夫甚至怀疑它的存在。堂维克多称为精神（这是堂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告诉他的）的东西就是她生命的根本，那才是真正的她。这方面的事她没有必要对他负责。“我要爱，我要爱一切，我要爱得泪流满面；我想做梦就做梦，我想梦见谁就梦见谁；我的身躯不作孽，但我要让自己的灵魂沉浸在幸福中。我想到那些事情，就感到愉快，而不懂那些事情的人却禁止我那样做。”这种种想法安娜觉得像旋涡似地在自己的头脑中飞舞，她已无法控制，好像是别人的声音在脑海里轰鸣，使她又害怕、又高兴。她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头，但她为自己进行辩护，她在欺骗自己，让这种叛逆的思想自由发展。
她就这样来到剧院。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对堂阿尔瓦罗和堂维克多的请求让了步。虽说她怕这实质上就是某种约会或承诺，但她还是去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穿衣镜前时，觉得镜中的安娜要她做出解释。她自言自语地说道：
“好吧，我去。不过，我这次去显然要对自己的名誉做出保证，我不让那个人在我身上得到任何权利。我不知在那儿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突然侵入我干枯灵魂的这股自由风会刮到什么程度。不过，我去看戏本身就证明那儿不会有任何有损我尊严的任何约定；我离开那儿时，名声也不会遭到损害。”
经过考虑，做出决定后，她便竭力梳洗打扮得漂亮些，头脑里不再怀疑堂维克多喜欢的卡尔德隆和莫雷托①诗中的那些荣誉、危险和保证之类的事儿了。
①十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
贝加亚纳家的包厢紧靠着舞台前部的包厢。斐都斯塔人管包厢叫“口袋”，因为它和其他包厢有一道板壁隔开，显得比较隐蔽。对面是梅西亚和俱乐部其他几个高雅人士的包厢：几个银行家、一个有爵位的人和两个从美洲回来的人，其中的一人准是堂弗鲁托斯·雷东多。此人有戏必看，而且喜欢诗歌。正如他自己说的：“诗和拥有健壮的身体，是两件大事。”他还以数百万比索作后盾，宣称自己是戏剧方面的一流专家。“我没有看出什么名堂，”这是堂弗鲁托斯常说的一句话。这句不怎么文雅的话，是他从一份严肃的报纸的一篇文章中学来的。“我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每次他评论一出没有教育意义的戏就这样说。反正他只要“看不出什么名堂”，就责怪作者，甚至说作者辜负了广大观众，让他们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堂弗鲁托斯处处都想“得到好处”。下面他说的话就足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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