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是《文心雕龙》的第十六篇。从本篇到第二十五篇《书记》的十篇，所论文体，都属“笔”类，是对吝体散文的论述。
全篇由两大部分组成。前三段为第一部分，论述晋宋以前的史书。第一段讲史传的含义，和从初设史官到春秋战国时期史书的编写情况；突出地肯定了《春秋》一字褒贬的巨大意义，以及《左传》创体、传经上的作用。第二段评述两汉的史书，对《史记》和《汉书》的得失做了重点评论；对给女后立纪的作法表示激烈反对。这说明刘勰的封建正统观念是相当浓厚的。他认为应给只有两岁的“孺子”刘婴等立本纪，而反对为实际掌管国政八年之久的吕后等立本纪，这种思想，显然比司马迁、班固等落后得多。第三段讲魏、晋以来的史书，评价最高的是《三国志》。
后两段为第二部分，总结编写史书的理论。第一段讲总的任务和要求，强调征圣宗经，提出在会总和相互配合上的两大难点。第二段批判了写远和写近中的两种不良倾向，最后总结出编写史书的四条大纲。
刘勰对历史著作的基本主张是“务信弃奇”。他一再强调“实录无隐”、“按实而书”、“贵信史”等，对不可靠的东西，他认为宁可从略甚至暂缺不写，而不应穿凿附会，追求奇异；他特别反对的是不从实际出发，而吹捧权贵，贬抑失意之士，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刘勰过分拘守征圣宗经的观点，不仅反对为女后立纪，还提出“尊贤隐讳”的主张，这就和他自己一再强调的“实录无隐”等相矛盾了。
从史学的角度看，本篇对晋宋以前的史书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这对古代历史散文，特别是在古代史学理论上是有一定贡献的；但其重要不足之处，是未能着重从文学的角度来总结古代历史散文和传记文学的特点。
（一）
开辟草昧1，岁纪绵邈2，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3，史有仓颉4，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5：“史载笔。”6左右7。史者，使也8，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9。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唐虞流于典、谟10，商夏被于诰、誓11。自周命维新12，姬公定法13；紬三正以班历14，贯四时以联事15。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16。自平王微弱17，政不及雅18，宪章散紊19，彝伦攸斁20。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21，伤斯文之坠22，静居以叹凤23，临衢而泣麟24，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25，因鲁史以修《春秋》26，举得失以表黜陟27，征存亡以标劝戒28：褒见一字29，贵逾轩冕30；贬在片言，诛深斧钺31。然睿旨存亡幽隐32，经文婉约33；丘明同时34，实得微言35，乃原始要终36，创为传体37。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38，记籍之冠冕也。及至从横之世39，史职犹存。秦并七王40，而战国有策41。盖录而弗叙42，故即简而为名也43。
〔译文〕
从开天辟地以来，年代已很长远，生在现在而能了解古代的事情，就得依靠历史书籍了。相传轩辕黄帝的时候，就有仓颉担任史官，主管文史方面的工作，从此以来，时间已很久了。《礼记》中的《曲礼》里面说：“国家的史官随时准备着记事的笔墨。”所谓“史”，就是令使，就是使史官在帝王周围执笔记录，在古代，左史专管记事，右史专管记言。记言的经典有《尚书》，记事的经典有《春秋》。唐虞时期的历史记载在《尚书》的《尧典》、《皋陶谟》等篇中，夏商时期的历史记载在《汤诰》、《甘誓》等篇中。周人的国运从文王时开始转新，周公制定了记载历史的法则；从此，推算历法来编排年月，按照四时来记载事件，诸侯建立了邦国，也各有自己的国史；表彰善事，批评过错，树立起良好的风气。从周平王东迁，周代开始衰弱，政治不如西周的太平盛世，法纪散乱，道德败坏。那时孔子忧念帝王的正道被废弃，哀伤西周礼乐的衰落，闲居鲁国时曾慨叹凤凰没有飞来，到五父衢哭泣麒麟的出现不在太平时期。于是在和鲁国乐官讨论了音乐之后，校正了《雅》、《颂》的乐曲；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了《春秋》。他在《春秋》中列举人物的得失以表明称扬或贬斥，验证国家的兴亡以显示规劝和警戒。有谁受到《春秋》中一个字的赞扬，比高官厚禄的价值还珍贵；遭到片言只语的批评，比斧钺砍杀的分量还沉重。但其精深的意旨不很明显，《春秋》的本文又很简约；只有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领会到它的精微言辞，便系统地阐明其始末写成《左传》，创造了为经作传的体例。所谓“传”，就是转达，转达出经典的意旨，用以传授给后人。这是圣人著作的辅助读物，也是最早的历史专著了。到了战国时期，修史的官职仍然存在。秦始皇统一七国，这个期间有许多策划谋略；因为只是对这些加以记录而未作系统编次，所以就用简策的“策”，名为《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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