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刑事上诉状

合同。xxxx年12月20日何某某分别与何某某、何某某签订的二份《立断卖宅基地契约》。何某某、何某某受让该土地后再转让给李某某并签订了转让契约。何某某儿子何某某、何某某儿子何某某分别与李某某于xxxx年12月20日(xxxx年6月9日)签订《立断卖宅基地契约》。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毫无虚构成份。对此，湛吴公补侦字[xxxx]第00005号《补充侦查报告书》也确认：“经查证，地皮是何屋底村于xxxx年12月25日以补偿的形式规划给何某某，之后何某某将该地皮分为三小块，并于xxxx年12月20日将其中的二小块地皮，以每小块1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分别转让给何某某的儿子何某某(笔误，应是何某某)和何某某的儿子何某某(笔误，应是何某某)，但该地皮无法办证布建。”何某某的询问笔录、何某某询问笔录均可证实。

  3、李某某的委托代理人邱某某和李某某均在涉案土地上勘察确认位置。本案证人邱某某是何屋底小学校长，大学文化。他既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又非常了解涉案土地性质和位置，而且是李某某的全权委托代理人。已给予其被代理人李某某充分的咨询意见。如公安二卷28页邱某某陈述：“当时李某某委托我与何某某、何某某二人面商量买这块地时，我为了落实是否有这块二块地，我叫何某某、何某某二人带我到现场看过这二块地的具**置，当时何某某、何某某二人带我到沿江小学分校(即庐江小学)门口对面的地方，指着二块地皮说，这二块地皮就在这个位置。”

  由此可见，被告何某某在转让土地给李某某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是真实无误的，不存在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李某某财物的行为。至于不能即时登记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那是行政登记的问题，不属于诈骗。因为任何一幅土地都存在实现登记办证的可能性，只是办理的手续简易程度不同而已。

  二、上诉人何某某与李某某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公诉机关作为刑事公诉案件起诉是错误的，原判决没有纠正此问题是错上加错。

  一方面，如上所述，何某某转让给李某某的土地虽属于何某某名下，但实际上属于何某某全家所有，该土地来源合法，其以233000元转让给李某某明显低于当时市场价，这是充份考虑到登记办理的难度而作出的让步。李某某在委托代理人邱某某的帮助下，受让该幅土地，是李某某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当因办证难而认为何某某诈骗。现实中，这类土地转让办证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李某某认为土地转让契约无效则可通过诉讼，由人民法院确认为无效。而事实上，李某某于xxxx年9月28日已以何某某、何某某为被告向xx市人民法院提起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xxxx)湛吴法塘民初字第32号。另一方面，何某某转让给何某某之子何某某的土地并签订合同，虽未付清转让款，但合同已成立生效，何某某和何某某一家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故何某某以何某某名义将合同项下的土地转让给李某某符合法律。因此，本案属于民事纠纷。公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起诉追究何某某诈骗显然错误。

  三、公诉机关提供的指控何某某有罪证据均是言词证据，证明效力低于书证和与书证相互印证的何某某、何某某等人证言。

  公诉机关提供在侦查阶段讯问何某某供述和辩解，以及询问何某某等人、李某某、邱某某等人的陈述，均与本案有关的《补偿住宅基地协议书》、《立断卖宅基地契约》等书证相佐，不能相互印证，而该书证与何某某、何志强、何某某、何某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因此，何某某供述和辩解，以及何某某等人等人的陈述虚假，不能证明何某某有罪;而《补偿住宅基地协议书》、《立断卖宅基地契约》等书证与何某某、何志强、何某某、何某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何某某无罪。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何某某构成诈骗罪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李某某借用刑事司法手段，来解决民事纠纷问题显然误是导司法机关，原判决没有纠正是错上加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请求上级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宣告何某某无罪!

  此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