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马基雅维利恰恰大力推崇“恐怖治国手段”，因为君主“一旦确立了他的残暴声誉，他就可以依赖人们的恐惧感确保他的意志得以执行。”（P81）。
这段话传导给我们的恰恰是一种意在言外的恐怖。但回想一下，又觉得有几分道理。“残酷”，“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而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P70）。“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P71）。可以说，暴力的震慑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仁慈。
这种观念的最终支撑点仍然是“目的证成手段”，就是结果成功，任何手段都可以采用。就像美国在二战期间往日本投放原子弹，因为它的目的是崇高的，所以手段很卑鄙，缺失人性，但依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而实际上，在本书上，著者为马基雅维利辩护的原因，是因为马基雅维利在提出他的种种耸人听闻的治政理念的时候，他的深层理想，是建立一个更为人性化、更为公平、更具现代意义的宪政社会。“马基雅维利寻求创立一个现代国家，使之成为能够确保共同善的宪政手段，并且成为一种能够对抗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这类欧洲强权的战略上有活力的组织。”（P122）。可见，马基雅维利梦想的政体是民主的，所期望的国家架构是平安和平的。这种理想不正是现代国家都梦寐以求的常识性的生存需要吗？
“宪政”一言以概之，就是倡导“法治”，而马基雅维利提出这个理想的15世纪，离真正的“宪政秩序出现在美国和德国”的19世纪末，还有遥遥的400多年的漫长光阴，马基雅维利在当时的小国分割、且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意大利，提出宪政理想，确实是站在历史之巅，超乎时代的。所以，作者在书中把马基雅维利看成是“自亚里士多德之后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并且认为大有必要把后面的那个“之一”给予取消，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在人类历史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马基雅维利提出的宪政构想是，“一个政治社会的成功所要求的不是‘拥有一个在位时统治英明的君主’，而是需要‘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政府的人。”（P136）。核心意思就是不要人治，而要实行法治。
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有着更为崇高的政治理想，而他提出的君主的那一套不择手段的黑暗理论，在本书中，本书著者是把这一切归之于马基雅维利只是陈述了事实，而并不是倡导一种理想。因为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的理想是宪政社会，而不是君主们的那一套人治手腕。
书中提到的一些马基雅维利思考的两难选择，对于我们当下也不乏启迪意义。比如，书中提到一个“背景道德”与“角色道德”的问题，“背景道德”可以看成是共性的道德体系，而“角色道德”是个人身处的立场必须恪守的道德，就像律师身处自己的角色定位，在辩护时，可能要违背诚信的基本道德，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所感触。我们身处一个单位，明知单位里的一些所作所为是违背社会的整体道德的，但是身为单位的一角，我们也必须严守机密，这就是“角色道德”。当将道德如此分割的时候，就可以有足够的理由为“违背整体社会道德”作出脱罪辩护了。我们在很多小说里，都可以看到“人情代替法律”，像波洛明明知道谁是凶手，但是因为凶手是出于人性的目的，所以，波洛视而不见，这就是人性的“角色道德”超越了共性的“人类的道德”。福尔摩斯在探案过程中也曾经在遇到此类情况时网开一面，置而不问。
书中还提及从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引申出来的“情势可变原则”，就是当情势发生变化，君主的承诺也可以不再遵守了。马基雅维利的这句话经常被引用：“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P173）。这正是我们所经常看到的，国际上的承诺与保证朝令夕改大行其道的原因。
书中还提及巴门尼德谬误，就是人们喜欢拿当前的事态与过去相比，而不是与其它未出现的可能相比。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人认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张学良囚禁，丢失了面子，造成领袖地位下降，这是一种用蒋的后来的状况与过去的发生的事相比，但是，是否可以考虑这样来比较，如果未出现西安事变，那么蒋会不会一步步地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陷入到更无以复加的绥靖之中而成为另一个汪精卫呢？
为弥补此缺陷，于是出现了一个“赫拉克里特谬误”，这种谬误认为是一切事物都在变动中，所以未来是不可预测和不确定的，也是任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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