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正吊诡之处，恰恰在这场保路运动随着革命的完成而划上的那个句号，那些历史的当事人，那些一贯“被代表”的沉默的大多数，那些当时的慷慨激昂和事后看起来无谓的牺牲，那所有的建设的理想和破坏的理想，都公平地摊开在后人面前。1912年5月，川路公司代表团赴京，同民国政府的交通部——这个整建制从原先的邮传部划转而来的新衙门，就路权国有达成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合约。“新衣故人，心照不宣。”最后做了替罪羊、此时远在日本避风的盛宣怀极其郁闷，因为最终公开发表的合约不但全盘照搬了前清的国有方案，甚至对川路公司更为苛刻——那引爆了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上海倒账之款”，前清政府本是答应承担的，如今却是“归公司自行清理”。民国新贵们十分清楚川路公司的混乱情况和致命问题。也知道在民国时代里川路公司已经失去了任何道义资本。只是，问题始终还是那个问题。
2011-8-5
《辛亥·计划外革命》读后感(五)：另一面相的辛亥缘起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些日子两岸都很是大张旗鼓地纪念了一番。我自己也在一年内读了好几本辛亥题材的历史书，算是应景。梅毅的《革命与宿命》，张鸣的《辛亥，**的中国》，如今到雪珥的这本《辛亥：计划外革命》，已是第三本了。这三位可以说都不是十分“主流”“官方”的史家，不必担心太多陈词滥调和意识形态，但又彼此互有异议，对照起来看他们对同一历史事件出自不同角度的描述和评价，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雪珥的著作以前虽未拜读，但倒是听读过《国运1909》等书的朋友说起过，其善于使用海外资料，并从经济和利益基点着手，对近代史的解读颇有些独到见解。在本书中，其论述方式及观点也与之前一脉相承。虽说题目是辛亥革命相关，可书中绝大篇幅并不是讨论“首义第一枪”的武昌起义，而是作为“革命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而且，雪珥笔下的保路运动，绝不仅仅是主流史料所宣称的“革命前奏曲”“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其背后的动机和进程十分耐人玩味。讲保路运动，先从上海的“兰格志橡胶股票风波”讲起，这在以往的历史教材里可是从未见过。“橡胶风潮”和保路运动有何关系，又和辛亥革命有何关系？通过作者对各种史料的仔细梳理，其原委也就清晰展现出来。原来川路公司招股后，其内部高管曾经违规将股本拿到上海股市“资本运作”，结果遇上橡胶风潮，巨亏捅了个大窟窿。同时商办铁路进展缓慢，促使朝廷准备将铁路收归国有。但以盛宣怀为首的官员，不答应川路股东的请求，不愿意用国家的钱填公司自己炒股留下的亏空。于是股东们不干了，嚷嚷着要保路了。并且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民族高度，自己是为国保路，盛宣怀却是卖国夺路，只闹到群情激昂。结果放了火自己收不住，被革命党“帮助”了一把，顿时四川大乱。朝廷从武昌调了新军前去镇压，结果武昌城内空虚，起义得以成功……
这个叙事路线，不要说主流史料里没有，即使是与我读的另两本书相比也大不相同。梅毅在书里也提到保路运动，但基本还是按照“爱国路线”：西方列强觊觎国内铁路路权，我人民封封挺身入股，支持商办铁路抵御列强，然后朝廷妄图收权，宣布铁路国有化，并向四国借款，出卖国家利益，夺路夺款，激起民众激愤，于是保路运动如火如荼……什么违规炒股账目亏空的事，只是模棱两可的带到一两句“大股东最怕查账”之类，其余基本没提。张鸣的书里倒是提到了橡胶风潮，但只是在“保路运动”的小章节里提到了一小段。其实细细想来，这种差别倒也体现了他们各自的治史风格。梅毅是民族主义史观的代表，外国列强及其买办与国内民族资本家和大众的矛盾才是其主要叙述路线，至于“人民内部”的那点糗事，则多少有些有意无意的忽略。而张鸣是自由主义史观，自然态度较为中肯。但是他的书涉及面太多，革命前后，各色人等，都要点到。结果是广度虽大，深度不足。而且事件的前因后果交待得不够清楚。而雪珥显然更擅长从经济面考察历史，从而理出了一条许多人不曾看到的脉络，另一面不为人知的辛亥缘起。在臧否人物方面，雪珥和梅毅的分歧更大，以对盛宣怀的评价为代表。梅毅那边，盛依旧是卖国贼子，需要“扒皮”，而雪珥论及这位“猛人”，则更多宽容，甚至有为其开脱之意。这种观点，在民族主义者眼里，大概是要打上“反动”标签的~（两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对端方和赵尔丰这两倒霉蛋表达了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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