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与未来之间》读后感(五)：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现在
在此书中，阿伦特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所谓哲学的自由、真理与政治的权威与服从之间的关联与博弈。
过去的，所谓历史，承载政治与哲学的发展，具有不朽性。在其中的哲学，是一种沉思的生活；政治，则是在哲学中，人们为了服务公共事务而衍生出来的行当；而其中的人，相异于世界来说，则具有自身的客观存在性。
具体说来，一，政治里的权威，实则便是自由与服从的统一。不管是洋葱式、还是金字塔式的统治，人们都是通过哲学来指导思想。思想一方面是沉思性的，一方面则是为形成规则、服务公共事务。
二，哲学里所说的自由，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包括宗教和政治两个层面。从宗教来说，它起源于奥古斯丁，是为了自身得救，从而独立于政治之外。；从政治来说，它是为了按公共事务里的意愿行事时而得到的相对自由。结果呢，自由发展而来的具体的，意志自由，使得人们独立于外在交往，转而需求自身意志和思想的交流。
三、政治与真理。两者都具有专制性与强制性。首先，政治，是为了改变环境和世界的，它具有欺骗性，一是自身欺骗，二是大众的盲从、以致真理的缺失和被掩盖；其次，真理包括哲学真理和事实真理。前者具有超越性，且当它具有典范性时它会被人们所遵从；而事实真理，当它为政治利益服务时，它便与政治产生关联，然而后果是它要么被无上的遵从与实践，要么被彻底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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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无意间在书中看到里尔克的这几句诗，很喜欢，忍不住想要记录在这里：
群山寂静，为群星所壮美；
然而即使在它们之间，时间仍在流逝。
哦，在我**的心中羁留的一夜，
是无家可归的永恒。
《过去与未来之间》读后感(六)：“珍宝”与“遗言”
说到汉娜·阿伦特，不少人都会第一个想到她与海徳格尔之间情与智上的那一种关系，这可以说是哲学史上富于人情的一种“人事”，却也是思想上的一种脉络。但是我的兴趣主要还是在书本。
记得最初接触阿伦特，还是当时零星散见在杂志上的一些单篇论文的翻译，如今还留在印象里的，是一篇有关“根本恶”的论文。阿伦特以“根本恶”说明极权主义之根源。根本恶之表现即为“使人成为多余”。其言纳粹极权主义之发展为三步骤：一是剥夺人的“法律人格”，将人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使人在社会上失去合法性的生存。二是剥夺人的“道德人格”。二战时著名的“苏菲之选择”，最可说明此点。其三个亲生儿女，只可由母亲亲手选择其一存活，其余二人则将走向死路。在此处境下，人的所有选择都让人有负罪感。三是剥夺“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人变成物，成为多余。
阿伦特如今更为人知的一个命题，是与这个“根本恶”相伴随的“平庸恶”，由其观察纳粹集中营具体执行的“魔头”艾希曼受审而获得，因艾希曼始终强调他只是严格而不折不扣地在执行交给他的任务，完成他的责任。
康德早就有言，人不管处于何种境地，都可以选择不做恶。恶之最后责任永远在作恶者本人，任何其它借口都是多余的。这与阿伦特“平庸恶”的论点十分合拍。即二战时德国社会大部分“旁观者”起了何种作用。对纳粹罪行的默认或被动参与，事后是否可以“不知情”或“被逼无奈”为借口求得解脱？按康德和阿伦特的观点，这些人也要为其恶行负责。他们构成了战时德国极权主义恶行的社会基础。
在读了这些单篇论文之后，才偶然地看到了阿伦特的那一本大著《极权主义的起源》，记得是一个台湾译本的翻印本，那译者的署名是蔡英文。本来以为即是如今这个政坛上的蔡英文，因为她之前也算是研究法律和政治的一位学者，翻译阿伦特的这本大著，也是可能的。只是，对于阿伦特思想曾经如此亲近的人，从政之后却显得如此的琐屑，看上去那为人的局面总是有点不堪，便慨叹实际的政治总是让人变得渺小罢了。后来知道，那一位译者的蔡英文并非政客蔡英文。这总算稍微感到欣慰一点，人要变化得很大总还是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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