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整理的逻辑涉及一组同构关系：城市-垃圾和言说之人-文字之间的同构。正如城市的运转需要消耗原料并产出垃圾，言说之人则依赖着语言所造的幻想并不断经历文字之垃圾化。
言说之人的无意识试图凭借语言来摆脱沉默，人的欲求和关系正是无意识的翻译和对象化之产物。语言使得这些欲求和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幻想：特定的欲求和关系只是对无意识结构的无数种翻译方式之一。一种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在揭示无意识结构的同时，也关心这些幻想是否同言说之人达至协调。然而不论目的为何，唯一可供考察的仍然只有语言，无意识本身总是沉默的。作为语言之原子的文字，既是建构幻想的原料，也因为幻想和人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面临化为垃圾的风险。
如果同意这些为语言所建造的欲求和关系就是言说之人的全部，那么言说之人也就全然可以被语言表达，或者说他的本质就表现在语言之中。作者反复提到日语的例子——这种语言中头尾词的高度复杂使得言说之主体不再被定位在某个代词上，而是扩展到整个句子，于是主体似乎消失在了语句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外皮。事实上，作者如果了解印第安人的语言，或许会觉得更加贴切——据说某些印第安部族每句话永远只有一个词，因为在这个词上可以不断地添加词头和词尾，最后再也分不出言说者居于何处。
将言说之主体化为空无的巨大外皮，目的在于否定任何欲求或关系——语言构建之幻想——与言说之人有必然的连接。幻想必须得到审视，某些时刻的协调一致或许会变成另一些时刻的内在冲突。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引入城市为喻的意义：城市需要下水道来容纳和排出垃圾，而精神分析者就是语言的污水工人，对于那些垃圾化的文字——不再能同言说之人相容的幻想，精神分析指明了一条心智上的下水道，提供了一个觉察和排放的可能。
逃逸的文学
吉尔·德勒兹
在这篇讲稿中，作者对法国文学进行了丝毫不留情的嘲讽与批判——作家们无可救药地陷入到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固有结构中，作品当中充斥着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陈词滥调。
根本的问题在于自我的缺失。层出不穷的是逃跑者与骗子，前者恐惧现实，后者把原有结构中的诠释和占领粉饰为叛逆。阐释是一个魔鬼，它试图将任何新鲜事物吸收进原有结构中，假装世界在膨胀——事实上从头至尾存在的，只是谎言和自欺对能指结构耍的可怜把戏而已。
认同与距离是两大精神疾患，一个渴望关怀婴儿的母亲，一个渴望冷漠专业的医生。自我无法照顾好自己，它担心自己会在床上冻死，所以时刻渴求有人帮忙盖被子。自我无法进行感受与碰撞，对它遇到的东西，它只会忙着在腐朽残败的旧字典中对号入座。认同本身就是最大的阻碍，事实上并没有自我之间的认同，有的只是结构中不同部分的相互确认——一种观念借助两个人的头脑上演一场自恋狂的独角戏。
自我之间的交集在于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地带，即一种抛弃原有结构的开放，拥抱最恨和最爱之间的所有可能性。
创造暗藏巨大的风险。寻找自我的同类是一个浪漫的胡说八道，最后获胜的只有结构，它又多了一个头脑作容器——或者说是一套咒语依靠无性生殖来滋生蔓延。一个人不抛弃“认同”这个思想瘟疫，就无法真正运用理性，也无法真正运用感觉，也就无法去爱。
最后作者同时指出了两个要点：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路，做到这一点有时很难。
《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读后感(三)：篇目梗概和简评（三）
文学与语言
米歇尔·福柯
在语言内部有一个型构，一个空间，这就是文学作品。文学位于语言和作品之间，三者构成一个三角形，而文学「居于三角形的顶端」，「是一个第三项」。经由文学得以将某些文本称之为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它使得语言内部的这个型构，这个空间成为可能。
但是这个第三项之所以成其为第三项，就是因为它无法被化约为其他。当人们谈论文本，谈论语词的组合，而自认为在谈论文学的本质时，无疑犯了一个错误。文学不是语言或作品，此处存在的是它同它们的距离问题，而非后两者内部的一种分析。
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等同于文学，但每一部作品都相关于文学的本质。然而，没有哪一个词语自身是「文学的」，作品本身不能途经词语——这是它形式上的全部——而抵达文学。于是这里出现了僭越，即文学唯一的显现方式，文学的拟像，违背了、篡改了文学。19世纪以来文学的转向，历史承继关系的破坏，揭示的便是这个。当作家意识到关于文学只能以说「否」的方式说「是」，当他们唯有制造文学的碎片才能涉足文学连续性的河流，僭越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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