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最大限度的自我揭露背后，存在着一些隐秘的意图。作者坦白说：「一切忏悔深处住着被赦免欲」，他期望读者与自己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谋。这就像与巨兽对决的斗牛士，无不在期望依靠自己的智慧战而胜之。
虽然谈论着自我揭露与斗牛术的类同之处，但斗牛士面对的真实死亡危险，对于作者而言并不存在。有时候艺术家也会处于生命受到威胁的境地，比如「战争文学」时期，但这种风险来自战争而非文学，处在这种境况下的其他人同样面临威胁，文学本身并不可以据此来自夸。这里的确涉及到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问题：在何种情况下，文学带给人的东西来自文学本身，而非窃取自更大的背景环境？
幸运的是，在观察危险之外，还有另一个角度——斗牛术与忏悔录的危险，很大程度上是由规则本身添加的：斗牛士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刺出长剑，而忏悔录的作者必须且只能说出全部真相。对两者而言，危险的多少与他们遵守规则的程度成正比。从这个意义上讲，斗牛术与忏悔录的类比被更加牢靠地建立起来。
规则除了增添危险，也赋予了行动更多价值。斗牛术的规则使得人与公牛的相遇蒙上一层雕塑感，超越了简单的杀戮。真实的观察与表达，在整合作者的人生，对（心理学的）梦境保持开放之外，也依靠其风格与读者可靠地分享情感。这使得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合法性得到证实：启迪个人，并与他人相通。
最后，作者直接招致危险的作品（危险来自文学本身而非偶然的外部状况），或曰出现牛角的作品，被划分到「大文学」的范畴。通过与价值体系的当面对质，对自我重负的全面称量，经由此种真实，在个人与人类的命运之间建立起了一座桥梁。
简评：
形式与风格为事实蒙上一层面纱，并塑造特定的叙事。真实尽管无法完全抵达，但正如作者所言，人文学科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启迪个人并与他人相通。尽管作者在不同阶段的叙事稳定性和自我认知的一致性是无法保证的，但上一句话依然成立。
《幸福、**与文学》
乔治·巴塔耶
此篇涉及到多个二律背反问题。
性快感的二律背反：界限的消解与自我的维持；作为一种幸福的性快感与将其视为动物性（人之为人取决于多大程度上否认了它）而对其进行的降格。
文学的二律背反：在写作和阅读中，人追求着幸福，但小说的艺术又要求波折。苦恼使得作品有意味，而对幸福的单纯描写却显得乏味。
从文学的二律背反中，我们看到苦恼和幸福须臾也不能分离。或许这是因为幸福本身就蕴含着「有待追寻」的意思，它被视为某种消耗品，只有匮乏的苦恼才能显出其价值。于是我们看到了
幸福的二律背反：苦恼与幸福如影随形。
为了保证幸福这消耗品的充盈，劳作成为了人逃遁苦恼的解药。然而既然幸福被视为短暂的、不断需要获取的东西，那么作为单纯积累的劳作，就不可能增添幸福：消耗依然是必需的，只不过需要达到消耗与劳作的平衡。然而这种互动本质上只是帮助我们暂时应付了匮乏而已，幸福引发苦恼又依赖之的难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
但在另一个视角里，幸福也可以被视为持久之物，它依靠消耗那些短暂时刻来维持。人害怕短暂的消耗之后卷土重来的苦恼与匮乏，于是借助幸福的第二种含义将短暂的极端时刻——性快感的时刻驱逐出境，现在继续将其等同于幸福被视为可耻的，它需要被降格，需要借助另外一些随便什么东西来隐藏自己。然而这些极端时刻的退隐使得持久之物的吸引力也遭受了损害，苦恼在受到强烈抗拒的过程中越发显出作用，使得极端时刻的再次获取成为了最大的奖励。
继续探究下去，我们需要一些合适的表达方式，马尔科姆·德·沙扎尔的《雕塑感》一书显得颇有价值。这部书中对性快感的描写，以某种绕开物体表面反射光的方式，使得思想在光中直接显现。经由书中文字，性快感的特点得到某种形式的展现：时空感的丧失，自我界限的消解，差异的彻底消除——身体经历了一次死亡，而灵魂出窍如同经历一次出生，于是生与死在性快感中同时得到体验。
或许性快感在通往灵性彼岸的过程中有其位置，这让人联想到它同神圣体验的相似之处。生和死的体验在两者中都至关重要（圣特蕾莎说：「我死于不死」），它们都无法被意识所把握，但词语或可加速追逐这场迅疾的运动——事实上修道士的确从**中借用了一些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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