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的哥伦比亚加入盟国阵营，而战争前来到这个国家的德国人被列入甄别对象范围，如果有亲纳粹倾向即会进入黑名单，财产没收，人身自由遭到限制。可能措施的初衷总是好的，而实行起来却悲剧性地扩大化了，且催生了一批告密者。这些告密者动机不同，但造成的后果却很相似，那就是家破人散（或亡），无可补救。桑托罗的父亲就是告密者中的一员，他告发了朋友德莱赛的老父亲，致使这个家庭破碎，母亲离家而去，父亲绝望自杀，德莱赛销声匿迹。
老桑托罗不顾亲情对儿子的处女作大加攻击，源于他认为遭到了背叛，尽管小桑托罗毫不知情。那一段不堪的历史早已尘封，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沉默，而在他看来沉默是一种美德，自己有难言之隐，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方式，老桑托罗认为自己是“一个被以微不足道的小事当做罪责从而背负不公正指控的受害者”，所以儿子新书的出版，深深刺痛了他。虽然老桑托罗有如此表露于外的态度，但其内心的慌乱与矛盾却使他想寻求精神的解脱，他找到隐居起来的德莱赛，想达成和解，但对方拒绝。老桑托罗在返回的路上，遭遇车祸，意外身亡，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恩怨画上了无结果的休止符。
我们很难索解老桑托罗当初为什么要去告密，而小桑托罗在调查中也未能揭示真相，那我们只能从其人的言行与历史的脉络中去梳理与求证。老桑托罗在为自己的辩护中曾有言，“黑名单制度将权力交给了弱者，而弱者就是绝大多数。”这番话为罪责回护，本不足道，但却透露出强权体制下普通民众的吊诡心态。在一个基于民主自由制度的社会，告密行径为人所不耻，告密者会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他明知自己的行为遭人唾弃。而在独裁政体下，统治者的狡黠之处在于，其将告密纳入一种社会常规的制度中，进入正常运行的轨道，造成强大的集体意识，将告密摆上了台面，昔时的卑劣一变而为服务于国家，此时，以往的心理罪责感诡异地转嫁给不愿告密者，因为“弱者就是绝大多数”。这是“平庸的恶”的基础，众人以人人皆如此为由闪避自己的罪责，所以在他们心中，战后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方式。老桑托罗未尝不是这样的心理，不过他遇到了一个不识时务的儿子，非要写书揭开尘封的历史，不仅激怒了他，其实也激起了其潜藏心底多年的罪责感，一发不可收拾。人性是难以捉**的，卑劣与良知交缠，前者或许很强势，但后者有着后发制人的执着。
老桑托罗去寻找昔日的朋友、受害者德莱赛，是想获得某种解脱，卸去心里多年的重压，不过德莱赛并未给他这个机会，“你有什么问题，睡不好觉吗？去买安眠药啊。半夜被鬼魂惊醒？那就念一遍主祷文好了。不，加夫列尔，不是这么容易的。”德莱赛不是一个复仇者，但也不是宽恕者，这是在告密行径导致家毁人亡的当事人一种选择，旁观者无权力质疑。受害者的不宽恕是“执”，是对自己与亲人的告慰，以及意欲解脱，但解脱谈何容易？宽恕难，不宽恕亦难，重塑一个自我遥不可及，因为逝去的已不可再来，心中的大石难以再移去了。
还是那句话，“要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这纯粹是谎言”。不仅当事人如此，其亲友亦无可选择地牵涉其中，不知真相的小桑托罗抽丝剥茧地去寻觅痛史的源头，知情人萨拉隐忍了数十年，德莱赛一家深深地埋藏着痛楚，没有人是轻松的，也无人看得到解脱的出口。而这仅仅是那段历史的一个切片，当年有成千上万的家庭被波及，隐秘的背叛裂变开来，化为无数的碎片，刺入有罪的和无辜的血肉之躯，虽然时间也起到了淡化作用，但无法消融的尖刺连接着脆弱的神经，稍有触及，即痛感遍布，乃至溃烂不可收拾。这是个体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大悲剧，将之遮蔽起来不为人知是对待历史的一种立场，或许真的以为掩埋久了就可当事情从来未发生过，自欺与欺人互为表里。而作家加夫列尔•巴斯克斯显然采取另一方式，他不留情面地揭开这个疮疤，“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灰色地带”，更是探究因何“导致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不为从黑暗回归黑暗，只是期冀一切令人悲伤的事情永不要魅影重来。
《告密者》读后感(八)：从《告密者》到《红旗袍》，我想说
我是个极不喜欢讨论政治的人，但今天却有一种“说出来”的冲动，一切皆因刚读完的一本小说《告密者》，这是很多国内读者不太熟悉的哥伦比亚作者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写于2004年的关于二战的作品，也是当今不占多数的小语种之杰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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