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读后感10篇(8)

  Q:你相信你的人物所相信的东西吗?

  A: 我觉得小说家如果能够在小说里包涵不同的视角、能够写出有效的、有说服力的、但又与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完全相反的东西,那么他就自然而然地成功了。是的,我给予我的人物想法和信念,这是小说家应该做的事,小说就是这样变得鲜活,而不只是一系列被木偶师操控的傀儡。我和我的人物有很多观点不同,我和父亲以及我和读者想法也很不同,比如说他认为没有办法在哥伦比亚以外的地方生活,而我的想法恰恰相反。所以我认为:小说能够表达的观点和视角越多,小说就越好。

  Q:在南美大陆,如今小说家是否不再参与政治?

  A:圣地亚哥谈论的是拉丁美洲作家倾向于从政治辩论的角度参与政治,而并非真正成为政治家候选人——这仅仅发生过一次,巴尔加斯·略萨是唯一一位成为总统候选人的作家,除此之外,那时人人都在写专栏,对正在发生的事表达看法,或者支持古巴革命。我同意,我们这代人并不相信对于拉丁美洲社会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而在六十年代,人们觉得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社会主义,他们追求之,又转而不抱幻想;而我们这代人的承诺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如今的生活是一种“后柏林墙生活”,因此我们这代人更具有怀疑精神,更倾向于文学而不是政治。而我有政治专栏,写有关政治的文章,也关心在我的国家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也关心西班牙的政治;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属于上一代人,我有这些兴趣,巴尔加斯·略萨对我有很大影响——他通过新闻和专栏写作参与政治的方式。如今变了,我们不再是政治信仰的孩子,这是个普遍规则。我们并不认为政治书写、或者成为法语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的职责。我从上一代拉美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等那儿学到了重要的一课,那就是不管你是否作为一个公民参与政治,写小说无关传达政治讯息,或改变世界。写小说是要允许不同的视角、迥异的想法在同一个空间内成为可能。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的狂热支持者,但在他的小说里你看不到有什么支持政治选举的旗帜;政治在他文章里,在他的采访中,而作为小说家他与这些是**的。那是我一直铭记在心的一课。我身为小说家的世界与记者的、公民的世界非常不同,当你写小说时,你要抛弃所有的确定性;而当你为选举投票或写政治专栏时,你不得不拥有确定性。

  Q:您有小说家和政治评论家的双重身份,你在小说里尽可能保持中立,对你而言这困难吗?

  A:是的,这很困难。对于与你观点相左的人,你很难写出好的对白,给出有力的论据,就像小说里的德国父亲,但小说就是做这个的。这就是小说与它们的作者之间的差别,有时会非常不同。几年前有本法国小说叫《复仇女神》( Les Bienveillantes),作者是一位移民到法国的美国人,他差不多50岁,他从纳粹刽子手的角度写小说,那小说是我看过的最惊悚、恐怖的小说,因为叙事者经由他作为一个人类的缺陷、缺点和恶来讲述他的罪行。你怎么才能做到这点?那就是小说家的工作。他们写那些和我们非常不同的人,而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所有人都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都有恶、有破坏性的情绪,而这些都是人类的一部分。小说家由此出发来写小说。

  Q:您的政治专栏是每周的吗?

  A:我的专栏是一半政治一半非政治。当我从政治视角写作时,我把自己视为一个社会民主派,也就是说我比北美自由派要左一些,我是一个欧洲风格的民主派,西班牙式的、法国式的或者是瑞典式的。

  Q:你对于同样书写拉丁美洲的智利作家罗贝托·博拉尼奥有什么看法?你是否觉得拉丁美洲是一个“二流大陆”?

  A:博拉尼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利用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某种有意识的反叛,反抗世界,反抗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他这样做并不仅仅因为觉得他们于他无用,而且因为那种态度使他能够写那些他想写的书。至于大洲定位的问题,我所有的小说都基于一种想法:即哥伦比亚历史的一些特定段落具有一种世界性的影响,与世界有关;而我试图通过这些小说来寻找哥伦比亚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以及我那个小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宏大的西方历史中的定位。如这本小说里二战时移居哥伦比亚的德国和意大利移民,以及下一本小说里来访哥伦比亚的约瑟夫·康拉德,由他来写哥伦比亚,看哥伦比亚历史是如何通过他人之眼被创造出来。这也是我的一种执念:认为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事有宽广的影响,而不是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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